人会重回故地，书也会被再次打开和阅读。《湘军史》的阅读笔记重返。
王盾先生所著的《湘军史》是一本寂寞的书，我注意到此书在豆瓣上因阅读人数不足而无评分。
王盾先生是1929年生人。算起来已有90高龄了。之所以对王盾先生产生兴趣，是随着阅读《湘军史》逐步递进而聚集的，在品读此书就忍不住要探寻一下作者的资料。可惜能查阅的资料非常少，《湘军史》后记中有王盾先生简述幼时私塾读书的经历。如果古文功底不佳的话，这部《湘军史》不会让我在阅读中时不时一咏三叹。一部资料性的历史著述很难做到用不重复的动词将一场大战纤毫毕现。正是本书文字的美，才会让人忍不住联想一下作者本人经历过什么？
王盾的《湘军史》作有别于其他同类型的历史著述，上编为湘军战纪叙述，中编为湘军人物小传，下编为湘军编年史（1851年---1903年，合计52年）。《湘军史》的记述从1851年开始记起，在纵横开阖的五十余年间里，凡言兵者，均是残酷二字的不同变形而已。要么杀人，要么被人杀。王盾先生在书中展示的残酷对于读者而言，要淬炼三遍。在“湘军战纪”中，湘军所经大战、小战不余遗漏，种种战事在胜败之间的是残酷。在“湘军人物传”中，湘军中留有名姓的人物种种事功择其要者再阐述一遍，于是，读者在火和血里又要翻滚一遍。到了“湘军编年史”中，残酷仍余音袅袅。同一段历史的叙述，读者在历经本书前后反复三遍之后才可脱身。只不过在每一编中侧重点各不同，视野中的残酷与惨烈略有不同。
王盾先生的《湘军史》在“湘军编年史“尾声部分中有这样一句：“至清末，湘军将帅幕府尚任地方大员者已廖若晨星了“。这一年指的是1903年，此时距离清帝逊位、民国肇造还有七年时间。我们可以想象的是，那些曾经意气风发的湘军将士此时多已白头。虎将在暮年会有什么故事呢？《湘军史》有两则轶事特别地有意味。
熊虎俱老：朝廷和战不定，朝议纷歧遂无建树。时老湘军熊（铁生）虎（余虎恩）俱老，亦徒呼负负。光绪末年间，湘乡父老犹得见熊、虎酣饮星桓南郊老龙潭酒肆，击剑狂呼，屋瓦皆裂云。
子材草鞋：云南镇南关，法军一四三四团、一一一团对阵，冯子材年已七十余，以白布帕裹发，赤脚草鞋，跃出长壕，直冲敌阵，两子左右持刀护卫。诸军见老将身先士卒，无不感奋力战。
“熊虎俱老”的故事不会出现在正史中，只会在乡里父老的谈资中才会提及，在这个不值一提的故事里，我们才能看到所谓的湘人血性。再看到冯子材还要用白布裹住白发，奋战阵前，大概赤脚草鞋恐怕不只是冯老将军的上阵装束，其他兵丁可想而知。在服膺勇气的同时，“赤脚草鞋”区区四个字或许才是让人动容的地方。《湘军史》一书的叙事中多事功，少絮叨。在语词的辗转腾挪间留有大部分的留白，这些小故事需要留意才能品味到。
我们看历史书往往囿于兴亡交替中，哀叹兴亡所得到的心得体会无非是手掌把阑杆拍遍后的疼痛。若将眼睛聚焦在历史书中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人身上，这样的阅读只能停留在“记事本”的功能上，而不会生出对个人而言的怜悯、悲怆、惋惜、悲悯等种种情愫出来。将历史的解读方式定位在琐碎之事上，不是自找苦吃的路径，而是将历史与人紧密缠绕在一起的联系。王鼎钧在其“回忆录三部曲”中曾这样说：
所谓大人物、小人物，是两个不同的角度，左手做的，右手不知道，台下看见的台上看不见，两者需要互补。大人物的传记是给小人物看的，小人物的传记是给大人物看的。这世界的缺憾之一是，小人物不写回忆录，即便写了，大人物也不看。
大历史是小人物所不能左右的，但却是需要小人物来承受的。在《湘军史》的历史记述中，我们可以放眼在一些小人物身上，去看看在大历史的边角之处小人物是如何度过这一段庸常岁月的。这，也是这部《湘军史》的好看之处。
如果单看《湘军史》多少还是会留有对历史的疑惑，毕竟一册书在选材方面是有所取舍的。若能对照晚清史再详细揣摩一下，则阅读《湘军史》会呈现出另外一番模样和体会出别样的味道来。纵而观之，湘军鼎盛时期全军约五十万人，部署在苏、浙、皖、闽、粤、湘、鄂、桂、川、陕、贵、云等地，基本覆盖淮河以南的区域。而太平天国自桂省起兵，纵横沿海腹地十四年之久，其兵力鼎盛时臻至百万之众。在《湘军史》中能被记述的人与事对比这样一场规模宏大的历史而言，实在还是少得可怜。太多默默无名者枕藉而死，湮没不可知。再看自1851年至1903年凡五十二年间，历经同治、咸丰、光绪、宣统四帝交替，其间有太平天国之乱、捻乱、陕甘回乱、云贵回乱、苗乱、帝后西狩、左公西征等一系列的事情。如果熟知晚清历史的人，一定会得出“苦苦支撑”这四个字的感叹来！
在《湘军史》中记述的故事里，有一个地方可能最容易被人忽略，但我却认为那才是“湘军”最先张本的地方-----岳麓书院。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是在湘军历史中悄然开启的话，那么这个源头还可以追溯到一个小小的书院。“湘军大小军系渐次形成，军系将帅大多来自塔（塔其步）、罗（罗泽南）旧部，而诸开山统领大多中道陨殂（第三节：统领）”。在《湘军史》的将帅传略中，罗泽南和岳麓书院-----这两个名字会不时地出现。而大部分湘军前期将帅多出自罗泽南的门下----王錱、李续宾、李续宜、李杏春、蒋益澧、刘腾鸿、杨昌濬、康景晖、朱铁桥、罗信南、谢邦翰、曾国荃、曾国葆等，同时这些人当中多数曾学于岳麓书院。这让人不得不联想起岳麓山下岳麓书院大门的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顺着罗泽南和岳麓书院再往里探究就会发现，《湘军史》中还表达了一个重要的学术渊源：湘学。而湘学的要义之处是：经世致用。在时局板荡之际，我们才会看到那些丁优侍郎、耕读举人、私塾学官、农家子弟在历史契机中完成了作为一个读书人各自的命运转折，这一帮“书生领兵”不输武将世家也！这一帮苦读“四书五经”的书生苦心经营出来的湘军前赴后继努力的结果，开启了“现代化进程中国”的进程。
在湘军将帅名录传略中，《湘军史》没有特别明确说明人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但就其所学、所属、所部的人物脉络，还是可以看出一个大概。各式来路的人在内部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些湘军人物之间除了有亲属、乡亲的关联之外，还包括师生、同学、同年、同道和部属。这一点虽在《湘军史》中没有明确说明，但读者应该可以想到“湘军”逐步成为私人武装力量是有其源头和原因的。这些将帅、统领是湘军的关键所在，而湘军军次系统中存在着一张巨大的人脉关系网络。也正是这张网络，才能将不同的人凝聚成为一支五十万人上下的军队，互相扶助，互相呼应。
写作《湘军史》的雄心似乎不仅仅只是为记述湘军，其中还关乎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罗尔纲先生所著《湘军兵志》。在《湘军兵志》中对曾国藩的历史评价是“历史反革命”。不过还好，不是“现行历史反革命”。罗尔纲在《湘军兵志》中对于湘军性质及湘军人物的臧丕可以说是时代的特定产物。在不同时代的历史叙述中，湘军从“兵”变成“贼”，也会从“贼”再变成“兵”。这其中的转化实在耐人寻味。在《湘军史》的叙述中也不断出现了“性质分析与判定”之语，例如“湘军也从平定农民起义主力转化为抵抗外敌侵略主力”，“湘军从平叛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逐步向反侵略战争嬗变，必须予以充分肯定（第三节：战略志）”，“湘军先是一支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非经制地方武装，后向反侵略性质的新经制武装嬗变（第十节：宣教志）”。历史书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
同一段历史和史实在不同的环境之下，完全可以呈现出不同的样子来。历史没有“对错"之分，历史只有“做与不做”的区别。至于谁是兵，谁是贼？似乎都存在一个“转化”的问题。王盾先生对《湘军史》讲述的历史正当性保持了谨慎，但如果从主流大历史叙述的角度来看，《湘军史》中给予“湘军”的性质分析似乎只与《湘军兵志》打了一个平手，甚至还略逊一二分。这也是王盾先生作为记述湘军历史时的纠结处。历史评判之难在这本《湘军史》中贯穿始终。作为读者，既为书中人物感叹，也为这一段历史感叹！历史所给予的回答不能完全以“胜败之分”来做诠释。正如这本书中也有云：时蹙局变，皆因人事也！
历史的模样还是落在了“时势”二字上。究竟谁是兵谁是贼，谁赢谁输的问题，还是留给时间评述！历史的事功记述依旧是重要的，毕竟存在过的人和事不那么容易被篡改或杜撰。
在湘军史中，还应注意到湘省的地方历史也让人动容。湘军自成军之后，湘省总计输送了将近60万余人的兵丁，其中应不止有10万人伤残。纵观太平天国的战争，主要交锋之地在鄂、苏、赣三省，扰动多年。值得反思的是，时隔多年后的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也是以围绕湘省地域为阶梯展开。这些历史连起来看时，真是生灵不断涂炭的几十年。《湘军史》开篇就这样说：“从1840年到1911年的晚清70年间，雨骤风狂，水深火热，神州陆沉，中原鼎沸。”
这七十年肯定是一段相当艰难的岁月，但这还只是另外一段残酷的开始。接下来的残酷很快就接踵而至。历史汇聚为奔腾激荡的流水，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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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分阅读的努力都是迈向辽阔的一步！《短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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