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会重回故地，书也会被再次打开和阅读。《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的阅读笔记重返。
公元1644年，农历甲申年。这一年是大明崇祯十七年。也是满清顺治元年，还是大顺永昌元年和大西天命元年。同一年，四个年号并立。这一年，按照历史的说法正处于易代之际。日子最难过的人当属大明崇祯帝。
西北烽烟四起，北境狼突虎奔。而大明崇祯帝与廷下群臣在党争之中还以为帝国中心就在顺天府。直到这一年，现实来得异常猛烈。当崇祯看到燕山之下流寇的漫天火光时仍在梦里不肯醒来。这一切对他来说：怎么可能呢？崇祯皇帝不迩声色，起早贪黑，却是辛辛苦苦走上了一条败亡之路。至死他也没有醒悟过来，最后还要在自己的袍襟之上写下“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这样的话来，把对朝臣的埋怨铸成怨念。崇祯帝个性中的急切和任性，他自己是看不到的。在多年的朝政积弊之下，不但平碌如他无法挽救，就是比他再强的人，也很难有所作为了。崇祯皇帝的悲情在于他还不至于哭哭啼啼去死，多少还有点男儿底色。
历数中国历史中“官史"的记录，崇祯帝可能是历代皇帝中第一个悲愤自戕的皇帝。官书中记载的帝王往往都是“天纵神武”，不过总体看下来帝王家事，总是一代不如一代。“英明神武”从来不是专属的遗传密码。尤其在“伟人辈出”盛行的年代里，更要读读明清史，仔细看看这一代不如一代到底是如何演绎的。悲剧读多了，人心就明理。公道一点地讲，大明崇祯帝有心无力，在人生的结局时还能“以民为重”也算是尽了天子之责。
公元1644年，明朝京师顺天府失陷，天子殉国，李自成的大顺国据有淮河以北原明朝故地，张献忠的大西国据川府一带，大清据有山海关外的现今东北地区，且控制蒙古诸部，大明朝的残余势力据有淮河以南的中国半壁江山。自1644年至1683年，明朝据淮河以南抗清并节节败退，历经弘光政权、鲁王监国、隆武政权、绍武政权、永历政权及明郑时期。其中永历坚持了十六年，至1662年时（永历十六年），大明其实已经彻底结束了。这一年也是清康熙元年。有关于明清易代之际起起伏伏的事，一直到1729年清雍正刊行《大义觉迷录》才告一段落。此时距离1644年已经过去了85年，正好是两代人的时间。至那之后，大清正式成为“天命所归”，而大明朝正式成为前尘往事。
在大明亡国这一段历史中，皇帝与文官集团的争斗从来是满盘皆输的局面。这个帝国在皇帝和朝臣的想象和奏疏中一错再错。崇祯自戕时还不忘将朝臣数落一番。可是大明朝臣皆是“亡国之臣”吗？
由张晖所著的《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一书中有一则附录----“南明诗人存诗考”尝试回答了这个问题。这部附录自成一体。按照曾诚先生在《整理后记》中的说明，这部附录是张晖在写作《帝国的流亡》时所作的札记，“虽不完整也颇为可观”。从头至尾细数了一下在附录中记载的人数为162人。将这些人从历史书中一一摘拣出来并非易事。这些人物才是这本《帝国的流亡》一书的精致所在。值得一提的是，《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是张晖的遗作。
在附录“南明诗人存诗考”中罗列的162人都是大明朝的读书人。细读这162人的简单履历，乃是明清“易代之际”最真实的个案记录。在这162人当中，有的人决然赴死，有的人托命沙门，有的人隐居山野，还有的人不知所踪去向。在他们的诗歌中“易代之际”的悲切就有了具体的落脚点。这一点，张晖在《帝国的流亡》中的“奔赴行朝”一篇的最后写道：
“今日残存下来的零散的短章诗篇中，我们可以打捞出当时士人大规模奔赴行朝的一些片段，不至于令那些在苦难中忠于信念并付诸实践的伟大情怀彻底消逝在历史之中。还有他们的痛苦和欢乐，我们似乎也能籍此轻轻地触摸和感受。”
在《帝国的流亡》中没有帝王家事，只写读书人的选择，张晖要表达的只是“要写知识人如何坚守自己的信仰，并在行动中践行自己的信仰，直到生命的结束”。这也是全书最为精炼的提要。尽管这本书还未来得及真正写完。《帝国的流亡》所记录的事多和死亡与无奈有关。正如钱澄之说：“自丧乱以来，死事者甚多，然而其死甚不等：有慷慨誓死百折不回而死者；有从容自尽既贷以不死而必欲死者；亦有求生无路不得已而死者。”哀怨的崇祯帝是看不到大明士子的所做所为这一幕的。这些读书人将自己平生坚持和信仰的东西写在一首首诗中。在这162人当中，部分得以保全性命的读书人成为收集和整理这些诗作的人，他们将在孤独中把师长、朋友、兄弟、亲人的诗作编撰出来，并留存在自己的著述和地方志中，让后人知道这些读书人是以怎样的血肉之躯渡过“易代之际”的艰难岁月。并告知后人他们的选择动力来自哪里？
南明史，除了是一部“明”史之外，还与“南”有关，与南中国息息相关。在张晖的《帝国的流亡》中细查这些侥幸被记录的读书人，不外乎来自江南及南粤之地。从江南而来的人称之为“南下”，由粤地而来的人称之为“南上”。这些人追随着南明的行朝辗转各地，散了聚，聚了散。流离失所，奔波呼号。大部分人到了人生的终局都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托身山野、寄命沙门、逍遥道家、隐匿山水中找到自己的命门所在。
公元1658年，广东顺德人陈恭尹与同乡何绛“访故人于海外”的途中行至现广东新会厓门时，陈恭尹做了一首《厓门谒三忠祠》诗：
山木萧萧风又吹，两厓波浪至今悲。
一声望帝啼荒殿，十载愁人来古祠。
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地限华夷，
停舟我亦艰难日，畏向苍苔读旧碑。
乡谊何绛也同时做了一首《厓门谒三忠祠》诗，收录在何绛《不去庐集》中：
双峰如阙水迢迢，恍惚洪涛怒未消。
相国有祠遗异代，书生无泪洒前朝。
空闻谢豹啼荒殿，无复黄龙起暮潮。
礼罢苔阶长太息，满厓风雨正潇潇。
陈恭尹和何绛流落到广东崖门时可能是在春天，在这个季节里，崖门之外的浩荡汪洋正值风高浪急，对于陈、何二人，身处此地之时，内心的波澜只怕是一浪高过一浪。这两首诗作里既有两人不同的过往，但都指向了同一个未来的命运。厓门，对于这两位奔波在野的人来讲是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之地。但同样不是他们的容身之所。
厓山位于今广东江门市新会区南约50公里的厓门镇，银洲湖水由此出海，也是潮汐涨退的出入口。东有厓山，西有汤瓶山，两山之脉向南延伸入海，如门束住水口，就像一半开掩的门，故又名厓门。后来史学家广东新会人陈垣曾描述过崖门地理形势，他这样说道：
崖门与汤屏山对峙海口如门，故谓之厓门，即张世杰瓣香祝天之地、巨风覆舟而死之地也。门阔数里许，每大南风起，水从海外排垯而入，怒涛奔突，浪涌如山，复为门所扼，其势益大，故厓门春浪最称奇观。海水有时分清浊而色。
崖门的往事，陈恭尹与何绛不可能不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但是他们无从预料在史书、诗歌、传说中的事情会又一次在他们这一代再次排演一遍。从公元1646年上溯到公元1279年，时间仅过去了不足四百年的时间。公元1279年大宋臣民十几万人就在这里义无反顾地蹈海而亡，来自西北大漠的蒙古军队林立在厓门之上望着海面上密密麻麻的浮尸终于定下心来。在中国的史书中也就有了“厓门之后无中华”这样的说法。时至今日，广东新会厓门有三忠祠，广东深圳赤湾有宋少帝墓，香港九龙半岛有“宋王台”遗迹。
陈恭尹与何绛在崖门时的内心愁苦与悲愤都记录在这两首《厓门谒三忠祠》的诗作里了。公元1658年为清顺治十五年，明永历十二年。陈恭尹与何绛被夹在时代与时局的中间动弹不得。对于陈恭尹来讲，“十载愁人”是现实的一部分，自从陈父----陈邦彦在公元1647年殉国之后，的确是过去了十年了。这十年之间也是陈恭尹呼号奔走的十年，国仇家恨对于陈恭尹来讲就是这十年生活的主题，但这十年以来种种努力业已化为遥不可及的泡影。陈恭尹笃信和追随的“永历”行朝在地理位置上已经距离他越来越远了。在1658年不久之后，陈恭尹探听得知大明永历帝已经南逃至缅甸，中华之境内再无大明寸土。陈恭尹望着崖门之外的大海，在心里可能也清楚的知道，他再也找不到那个“行朝”的所在了。至于自己去哪里，他可能也会生出虚无缥缈之感。片刻的喘息之后，下一个系舟之处又在哪里呢？我们现在重新读到这两首诗才会真切感受到在变幻莫测的易代之际，悲情之诗是就是这样从口中吟诵出来的。
对于明清易代之际，诗作为何变得如此重要呢？朝廷有变时，这些大明读书人从各自的家乡出发，从乡间田野一步步的走进战场。他们当中有进士，有童生，有前朝官员，有庶民，在此之前对于朝廷的诸多不满和非议至此放下，他们从蒙学学堂、幽僻深宅、山野之居中走了出来，可能衣服还是儒服冠巾，只是手中拿的不再是书册和笔墨，而是刀剑。他们在各个官道、渡口、关隘处汇集，探听到朝廷的消息，便一路追随而去。在他们身后，可能是已经空无一人的家室，也可能是火焰腾起的废墟了。这一大批秉持忠君正统的读书人如同九百年前杜甫奔赴灵武一样，从四面八方辗转汇合到朝廷所在的南京、绍兴、福州、广州、肇庆等地，也正因这些人，南明朝廷才得以在南方十几年的经营。家园倾倒的局面可能是许多大明读书人万万没有想到的，但是情况一旦出现，他们就会血肉之躯去支撑危局。这些读书人不可能不知道前路有什么在等待着他们。但也正是明知其不可为而要为之。对于明清易代之际的读书人来讲，不论是从江浙南下的，还是从百粤南上的，在踏上这条路之后他们可能甚少有机会在娟娟白纸上挥笔写就一篇宏论了。而简短的诗作却是容易写的。而诗作历来被视为抒发胸臆的最佳载体。一个人经历了什么，都会在诗中表现出来。张晖在《帝国的流亡》一书的上编名为：诗歌中的流亡。这部上编其实也是按照历史进程来编排的，它们分别是：奔赴行朝；从军、逃亡与贬谪；亡国士大夫的返乡三个部分。而这正是大明读书人在易代之际的命运写照。
明清易代之际的时间其实并不算长，自公元1644年崇祯帝在煤山自尽后，至公元1662年永历帝被吴三桂绞杀于昆明，南明的时间也不过维持了18年左右。期间也经历了弘光、鲁王监国、隆武、绍武、永历等小朝廷。朝廷也辗转于南京、绍兴、福州、广州、肇庆等各地。期间小朝廷短命的只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永历年号时间最久，使用了十六年。在此之外的明郑时期不过是海外余波。公元1661年是辛丑年，这一年是永历十五年。也是永历朝廷在中华之境内的最后一年。这一年追随朝廷或是在各地起兵反清的大明读书逐渐认识到了“天意已决”。种种努力皆化为泡影，身边的人逐一的离去和死亡。深深的失望积累到这一年终成绝望。聚集在永历小朝廷里的大明读书人在这一年也终于星散而去。南明小朝廷维持不多时就结束了，四海升平的时代很快就会出现，不过对于大明的读书人而言，流亡却好像才刚刚开始，这种流亡都一并背负在那些生还的读书人身上。新朝定鼎，旧朝化整为零，前朝帝国散落在这些自称“遗民”的身上，依然存活在这万里江山之中。有的人褪下儒服，换上僧衣和道袍才能得以回到故乡。有的人回到故乡还可以与人抱头痛哭，有的人则只能独自面对孤坟废屋了。一种不见兵刃的缠斗则是要“认输”化为顺民，对于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来讲，生还返乡回到故里，乡梓只能尊敬地称呼他一声：“无可大师！”
帝国在顷刻间分崩离析，然而帝国的流亡却需要长时间才能消解完毕。大清定鼎中原也是历经顺治、康熙两代图治才算是稳定下来。流亡中的大明帝国随着读书人的逝去才逐渐销声匿迹，成为记忆。张晖的《帝国的流亡》关注的就是从诗歌入手去梳理身处历史细节部分中的个人的命运及其结局。易代之际多沉痛之状，身处彼时的人痛到无法想象，而我们只能通过文字去揣摩这痛感的程度到底有几何？
有关“易代之际”的痛在张晖的这本遗著《帝国的流亡》中已经基本完成了框架式的叙述，尤其在上编《诗歌中的流亡》中叙述与脉络已经相当清晰。可惜天不惜人，此著述戛然而止。张晖着眼细化到个人的历史叙述相当动情，从诗歌中出发去观照在易代动荡之际中的那些个人时，更显得栩栩如生。诗作往往是个人的私人物件，这些诗歌中，个人的命运与情怀才会展现无遗。我们也籍此在这些诗文中看到一个人在世事跌宕中如何踉跄而行。还可进一步联想到自己所处的时代和自己所要秉持的内心。《帝国的流亡》最伤人心的内容乃是下编《流亡中的诗歌》的内容，收录的绝大多数都是明清易代之际读书人的“绝命诗”。在这些绝命诗中我们将看到一个人如何面对死亡，这些死亡大多是“主动”而非“被动”的。易代之际，有的人会在乱世中努力“求生”，但还有一部分人一心“向死”。这些“绝命诗”在惶恐、坚决、从容之间构建了一群人的形象。也为时代更替之时留下了不同于“官史”的注解。阅读这些“绝命诗”，就会有一个词语扑面而来-----“气节”。这些“绝命诗”中，“气节”这个词语突兀的要紧，把读诗之人逼得无处躲藏。《帝国的流亡》的附录名为：南明诗人存诗考。这篇附录与上编、下编遥相呼应。这篇附录记述的个人行传值得研读。南明诗人留存下来的诗作因其所处时代的原因，文献及资料往往容易错失和缺失，再加上后世之人可能有意的删削和禁毁，“官史”中不曾出现的诗作，只能在地方志和私人著述中得以侥幸留存只言片语。将这些诗人存诗考证一番再罗列起来相当不易。我们也只能通过这些仅剩的痕迹去补充那些努力抗争过的大明读书人的种种遭遇。也由此可以一窥作者张晖的努力。
有关详细南明史可参看顾诚先生所著的《南明史》上下两册。不过《南明史》仍是帝王家事，不似张晖这本书来的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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