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临终遗言”

苏轼的“临终遗言”

苏轼，原赵郡人。后其祖先被贬至眉州（今四川眉山），后世世代居此。苏轼生于眉山，卒于常州，自称“眉山苏轼”。

苏轼一生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无需再表。今天笔者所要论述的，是苏轼临终时所说的一句话，这句话相当奇怪：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是苏轼临终前所说的话，也是他一生中最后说的话。说这句话奇怪，是因为无论从什么角度来关照，苏轼的“平生功业”都不是在黄州惠州儋州完成的。

首先，看过林语堂先生《苏东坡传》的人都知道，黄州惠州儋州是苏轼一生中的贬谪地，是他人生的黑暗时期。

黄州时期是苏轼人生的第一个黑暗时期，期间他因反对王安石激进的变法，写了一些讽刺新政的诗作。后来王安石罢相，吕惠卿、舒亶、李定等人以权谋私，打击异己。“变法”已经变质，由真正的富国强兵转变为借“变法”之由铲除异己。舒亶李定勾结吕惠卿，从苏轼的诗文中收集“罪证”，说苏轼无视君上攻击新政。苏轼因此被下狱，经三月余，方获释。苏轼在狱中受尽折磨，几近丧命。

但是有件事苏轼做的很赞，那就是他在出狱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写诗，对，你没看错，因诗入狱的苏轼出狱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诗。苏轼用实际行动表明，他并没有被一帮小人吓倒。这首诗是

《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
堪笑睢阳老从事，为余投檄向江西。

惠州儋州是苏轼的人生第二个黑暗时期，宋哲宗十岁登基，尚且年幼，其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喜旧党而恶新党，所以用司马光为相，苏轼在此得以度过一段安定时光。然而好景不长，哲宗亲政后，喜新党而厌旧党，用章敦为相。和王安石相比，章敦是个十足的小人。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击旧党，迫害司马光、苏轼等人。苏轼被贬至惠州，在当时被贬去岭南的人基本就等于被判了死刑。然而苏轼这个乐天派却乐在其中，有一天他吃着惠州的鲜荔枝，灵感突来，作诗一首，诗曰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不久这首诗传到章敦的耳朵里，章敦说：“苏学士在岭南过的还不错嘛，那就让他再舒服些吧。”于是章敦大笔一挥，又把苏轼贬到了海南岛——儋州。这个惩罚在当时比诛九族虽弱，但也较诛三族强了。因为儋州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各种原始森林、有毒瘴气等比比皆是。而且在那里生活的还是些土著人——未开化的野人。

苏轼的“临终遗言”

其次，对于其“平生功业”，相较于杭州密州徐州，黄州惠州儋州所取得的成就并不明显。

在杭州时期，苏轼疏理整治西湖，使得西湖免于灭绝和水患；他赈济灾民，因为当时苏杭地区患涝灾；他率民抗瘟。在密州时期，他带领当地人民对抗旱灾。苏轼在任徐州太守时，恰逢黄河决堤，夺淮入海，大水围困徐州城三月有余。他以坚韧的毅力带领徐州人民与洪水做斗争，最后保住了徐州军民。

反观黄州惠州儋州时期的苏轼，除了生活穷困潦倒之外，似乎并无多少“功业”可谈。所以我说，黄州惠州儋州怎么也不可能是苏轼“平生功业”的代表地。

当然，也会有人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遗言。确实，苏轼在黄州惠州儋州所取得的文学成就是斐然的，前后《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帖》、《念奴娇·赤壁怀古》等著名诗文书法名帖都是创作于黄州，在惠州儋州苏轼完成了他一生重要的任务，既注解《四书》、《和陶诗》。这个解释听上去是合理的，因为如果不从这个角度来阐释，似乎苏轼所说的“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便令人无法解答。

但是，我们别忘了。苏轼在《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中写道“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这句词明显是受了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影响。

苏轼的“临终遗言”

我在此引用这首词的目的，是那些从苏轼在黄州惠州儋州时期取得的文学艺术成就角度来解释他“平生功业”的人走进了一个十分明显的误区。

在儒家思想一统江湖的封建社会，文人的平生功业怎么可能是文艺之“小道”，他们的功业是“学而优则仕”，是“致君尧舜上”，是为国为民、辅佐君王建功立业！

话说至此，似乎陷入了绝境。因为这个“临终遗言”从苏轼本人的言论解释不通，从世人的眼光中也解释不通。

一个有关苏轼的故事却给这个问题提供了解答的契机。

那是苏轼以龙图阁大学士知杭州时（实因与司马光政见不和被外放）。有一天苏轼饭后，坐在他的太师椅上休息，摸着他那圆圆的肚子问他的婢女们：“你们说，我这肚子里装的什么？”婢女们答道：“大学士的肚子里装的自然是一肚子的锦绣文章！”对于这个回答，苏轼并不满意，他转身问朝云。朝云说：“相公的肚子里装的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苏轼大笑，因为朝云的回答正是他所思虑的。后人还为此撰了一副联，

“不合时宜，唯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更思卿。”

从这个故事里我们明显看到，苏轼肚子里装的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他当年的志向是“致君尧舜”，他十分有信心，说“此事何难”？而事实是他虽有济世安邦之才，却一生都未受重用，还一直受排挤，在新旧党人中都不受待见，两次遭受政治迫害，险些丧命。一生并没有取得多少“功业”，反而在文艺的世界里如鱼得水。

所以我认为，苏轼说他的“平生功业”是在黄州惠州儋州完成的，应该是一种自嘲。他一生都梦想着“致君尧舜”，却落得个“文艺巨匠”的称号，他的一生都是“不合时宜”的。

但另一方面，苏轼在政治上的不幸，却是文艺界的大幸。正是苏轼的坎坷人生经历，使得他对现实生活有着比常人更深刻的理解，不平则鸣、发而为文。他在痛苦的人生中苦苦探求，融儒释道为一炉，是我国文人士大夫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