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巴山上的煤油灯

    昨天晚上的突然停电，在寻找蜡烛的时候，我想起了大巴山上影响3、4代人的煤油灯。

    几十年来许多的往事都已变得锈迹斑斑，模糊不清了，而记忆深处的那盏煤油灯，经过岁月长河的浸泡，却变得晶莹剔透，熠熠生辉。煤油灯承载着我童年的记忆，承载着父母对我们的关爱和祈盼……

    我一生不知做了多少个煤油灯。它的制作简单，用废弃的墨水瓶或者药瓶，在瓶盖上用锥子钻个洞，用薄铁皮做个圆柱穿过瓶盖，用旧棉花搓成捻子穿进圆柱里。往瓶里倒进煤油，点燃在煤油里浸过的灯芯，煤油灯的小火苗就把整个屋子点亮了。那如萤火虫的光，给劳作了一天的人们带来了一丝光亮，也给孩子们带来了快乐和希望。

    上世纪6、70年代，是经济落后物资匮乏的时代。国家产出的民生物资不足以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只能一人少用一点。那时候什么都要凭票购买，买东西先付票再付钱，光有钱没有票是买不到的，照明用的煤油凭票供应，每户每个月1斤。那时的油票、粮票、布票……这些今天看来十分陌生的票证，却是当年老百姓的“柴米油盐”。

    上世纪90年代前，地处秦巴山区南麓的通江县，那里千山万壑，林深似海，交通闭塞，运输极端困难，山里需要运出和运进的货物全靠人力背运，农忙时节无人背运，像煤油、盐巴之类的生活日用品，只有到更远的区公所所在地的集市上去购买。

    记得77年大战“红五月”的时候，父亲要我到50多里地的集市上去购买煤油。那天我买了3斤煤油和其它物品后，就去国营食堂吃甜糕，一个30多岁的营业员阿姨说，煤油壶要放在餐桌下面。吃了午饭，由于我的粗心只把桌子上的物品带走了，桌下的煤油壶忘得九霄云外了。火急火燎的往家赶了2、3公里路时，看到别人手里提的煤油，才想起自己的煤油壶遗落在国营食堂了。我边哭边往回跑，到了食堂大门就看到餐桌下面什么都没有。食堂阿姨说：“她什么都没有看到，也不知道煤油壶的去向。”我想起了父母的再三叮嘱，想起自己忘性大给家里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我撕心裂肺、伤心欲绝地痛哭起来。可能是良心发现，也有可能是怜悯，食堂阿姨给了我半斤煤油要我离开。我提着半瓶煤油走了4、5个小时，也哭了4、5个小时，天黑了很久才回到家里。给父母说明了情况，希望父母给我的粗心长长“记性”。过了许久父亲才说，该我们一家人打黑摸了，父母的不打不骂只能让我更加难受。

    晚上我睡在床上，碾转反侧难以入睡，半斤煤油如何能照到下次发油票喃？一个只能早上照煤油灯，晚上用松树脂和油松光替代煤油灯的想法在脑海里形成。

    我们附近不远处有一片翠绿的黄松林，一株株高大挺拔的松树矗立在林中。每天放学后，我背着背兜带上斧头钻进那片松林。捡完每根松树脚下的松脂后，就在成年松树的结疤处剔出一些薄薄的木片（油松光），晚上把松脂和油松光放在桐油灯盏里燃烧，用它们燃烧的火苗替代煤油灯，由于我的坚持硬是撑到了队长发油票。

    党的11届3中全会后，全国上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营企业、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各种消费品推向市场，凭票供应成为历史，各种票证淡出人们的视线。

    取消了煤油票，购买煤油不限制数量。我给家里人手制作了一盏煤油灯，结束了“灯随人走”的时代。煤油灯送我进入初中，又送我上了高中。高中毕业我当上了代课教师，到了学校又制作了煤油灯。我在煤油灯下看书看报，继续学习；在煤油灯下备课批改作业。晚上我一手端着煤油灯一手拿着粉笔，在讲台上给下面几十个“煤油灯”传道授业解惑，是煤油灯送走了毕业生又迎来了新同学。

    2020年我们离开了冒冒梁，就在离开家乡的那几年山上也正式通电了。父亲说，他们一直保留着煤油灯，每年都能用上好几次煤油灯。

    煤油灯几代人难忘的记忆，半斤煤油和煤油灯是我的乡愁！一盏煤油灯，在那个贫穷而简单的年月，把无数个乡村的夜晚点亮，父亲教我们认字写字，母亲拿着针线密密缝补。

    煤油灯映照着乡村那段清苦的岁月，把无数个贫寒家庭的希望点亮，让无数个家庭走出了贫穷的阴影，迎来了阳光灿烂的幸福的今天。也让好多无数的寒门学子，伴随着煤油灯微弱的亮光指引，走出了大山，走向了人生更大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