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立叔齐为国君。按照当时的常理，本应长子即位。因此，等父亲去世以后，叔齐要把皇位让给伯夷。
伯夷说：“由你继承君位，这是父亲的命令，应当尊从父亲的遗愿。”于是，伯夷逃离了。叔齐认为，如果他当了国君，于兄弟不义，于礼制不合。因而也不肯继承君位而逃避了。国都的人没办法，只好让孤竹君中间的那个儿子亚凭继承了君位。这就是后人所推崇的“夷齐让国”的故事。
后来，伯夷、叔齐听说西伯姬昌（周文王）善于尊养老人，心想何不前往归附他呢？但当他们到达西岐边境的时候，西伯已经去世了。
这时，周武王正载着父亲的神主牌，向东去讨伐残暴的商纣王。伯夷、叔齐便挡住武王的马进谏道：“父亲死了不安葬，这能算是孝顺吗？作为臣子去杀害君王，这能算作仁义吗？”武王的属下想杀掉这两个迂腐的家伙，军师姜尚阻止了他们，说：“这是有义气的人啊！”于是扶起他们，让他们离开了。
周武王平定商纣暴政以后，天下都归顺了周朝。但伯夷、叔齐却认为这很可耻，并坚守气节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于首阳山，采摘些野菜来充饥。
后来有野史写道：伯夷、叔齐采摘野菜，侵占了山民的地盘，抢了山野村夫嘴里的食物。就有一农妇气不忿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不吃周朝的粮食，难道这薇菜就不是长在周朝的地盘上吗？”伯夷、叔齐一听，两张老脸红透，最后一点自尊被击溃，再也没脸去采野菜了。于是双双饿死在首阳山。
二
夷齐让国和不食周粟、以身殉道的行为，得到后世许多人的点赞，特别是儒家的大力推崇。
子贡曾经问孔子：“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贤人也。”子贡又问：“他们对所做的事后悔怨恨吗？”孔子曰：“祈求仁德便得到仁德，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
后来孔子又进一步补充说：“齐景公有四千匹马，但他死的时候，老百姓却找不到他有什么德行值得称颂的；而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身无长物，老百姓直到现在还称颂他们。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由此可见，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外在的财富，而在于其内在的美德。伯夷叔齐的行为正好符合儒家所提倡的价值观。
当初，伯夷叔齐在首阳山采薇充饥，饿得快死的时候，据说曾作了一首歌，歌词是：“登上那西山啊，采食那里的薇菜。以暴君取代暴君啊，却不知道那是错误的。神农、虞舜、夏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将归到哪里去呢？唉，死了算啦，命运怎么如此衰薄呀！”
由此，司马迁先生提出了质疑。从最后这首歌的内容和语气来看，伯夷和叔齐到底“是怨恨呢，还是不怨恨呢？”从歌里的意思看，貌似不仅有怨恨，怨恨似乎还不轻呢！其实，孔子的评价也不是很肯定，也有几分含糊其辞，意思是“大概如此”、“应该如此吧”。虽然他希望他们俩“不怨恨”，但毕竟他不是伯夷叔齐本人。
三
古代有个“太伯奔吴”的故事。故事里的太伯是周太王的儿子，季历（周文王姬昌之父）的哥哥。因周太王想立季历为继任者，为了不让弟弟季历为难，太伯就和另外一个弟弟伯雍一起逃到南方荆蛮人聚居的地方。并遵随当地习俗，在身上刺画花纹，剪短头发，表示不可再当国君。
荆蛮人钦佩他的高尚品德，追随归附他的人有上千户，并拥立他为吴太伯。周武王灭了殷王朝后，遍地寻找太伯、仲雍的后代，结果找到了他们的后世子孙周章。这时周章已经做了吴地的君主，于是武王顺水推舟便把吴地（现在的无锡一带）封给了他。
到了吴国第十九代君主寿梦的时候，历史又惊人地重演了。寿梦有四个儿子，老大诸樊，老二余祭、老三余昧、老四季札。其中数季札最为贤达，寿梦打算让他继位。但季札却认为不合时宜，便扶立大哥诸樊，让他代行国事。
寿梦去世以后，诸樊要把君位让给季札。季札辞谢说：“曹公死的时候，曹国人认为准备即位的曹君不合礼法，打算拥有立子臧为君。子臧便逃离国都，以成全曹君。君子称颂道：‘的确能保持节操啊！’享有国家，不是我的志向。我虽无能，愿效法子臧的操行。”吴国坚持要立季札为君，季札便抛弃了家室到乡下种田去了。
诸樊去世前，曾有遗言传给弟弟余祭，计划按兄弟的次序传位，一定要把君位传给季札才停止，以偿先王寿梦的遗愿，并且还要褒扬季札的高尚品德。
余祭去世以后，弟弟余昧即位。余昧去世时，他的遗愿是将王位传给季札。不料季札又避让受位，逃离而去。无奈之下，吴国人只好立余昧的儿子僚做吴王。然而，王虽然立了，祸端也就此埋下。
公子光是吴王诸樊的儿子。他认为在父亲的兄弟四人中，王位首先应该传给季札，季札不肯，自己的父亲应该首先受位。如果依兄弟次序不能传位给季札，那自己首先应该接受王位。因此，他暗暗招纳死士，准备一旦有机会就袭击吴王僚。
后来，投奔吴国的伍子胥向公子光推荐了勇士专诸。公子光邀请吴王僚饮酒的时候，指使专诸把匕首藏在烤鱼腹中，用“鱼藏剑”的方式刺杀了吴王僚。公子光终于取得了王位，这就是据说是春秋五霸之一的吴王阖闾。
假使季札能够接照国君遗愿和吴国人的意愿，顺理成章接任了国君，又哪会有兄弟相残的惨剧发生。遗憾的是历史没有如果。季札出访归来后，在王僚的墓前大哭着汇报了他出使的经过。不知季札先生此刻的心情，作何感想呢？
四
季札先生可是个的刮刮的贤人高士。他是中国南方第一位儒学大师，南方第一圣人。历史上有人把它与孔子平列，号称“南季北孔”。除了“三次让国”的佳话，他的贤德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季札挂剑”。说的是他出访徐国时，徐国的国君很喜欢他的宝剑，却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季札也明白他的心思，但是因为还要出访其它国家，就没有把剑赠给他。等到他再次回到徐国时，徐君已经去世了。于是，在祭奠的时候，季札把宝剑解了下来，挂在徐君墓旁的树上。
随从问他：“徐君已经死了，您送他宝剑，还有什么意义呢？”季札说：“当初我在心里已经决定送给他了，怎么能因为他死了而违背初衷呢！”徐国赞美季札高义，作歌道：“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
其次是季札有广博的学识。他出访鲁国时，观赏周王室的歌舞，闻弦歌而知雅意，能从歌舞中听出弦外之音。比如，他从《郑风》、《陈风》中听出了亡国之音，从《秦风》中听出了秦国的崛起，从《唐风》中听出了陶唐氏的遗风，从《大雅》中听出了文王的美德……此外，他对于歌舞的鉴赏评价，也是褒贬精当，一针见血，尽显大家风范，堪称后世典范。
再次是季札精准的预言。他出使齐国的时候，规劝晏子交出自己的封地和官职，从而避免了后来栾氏、高氏制造的灾难；在郑国，他告诫子产，要谨慎地按照礼法行事，否则郑仍将败亡；在晋国，他对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说，晋国的大权将落到你们三家手里……所有这些，后来都应验了。他之所以能见微知著，主要在于他熟谙天下大势，对时局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清晰的判断力。连司马迁先生也称赞他是一位“见微而知清浊”的仁德之人。
后世人赞美他，吴国人尊崇他，父亲和兄长信任他。然而，这个德才兼备的圣贤，却只热衷于做些鸡零狗碎的外交工作，三次辞让国君的位置，致使吴国在余昧之后，兄弟相残，祸起萧墙，只支撑了三世就为越国所灭。作为吴王的嫡子，作为吴地的圣贤，季札先生的贤德给吴国人带来了什么福祉？您是否应向吴国的老百姓有所交待呢？
五
古代这类推位让国的贤人高士还真不少，似乎那国君的位子就像洪水猛兽般可怖。有的连当国君的话都不屑听，有的甚至为逃避国君之位而自杀。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许由 巢父 尧帝八十六岁的时候，已深感衰老，儿子丹朱又不成器。听说有个叫许由的人清高有大志，便想把帝位禅让给他。谁知许由听说后，不但拒绝了他的要求，还连夜逃到箕山，隐居不出来了。
尧开始还以为他是谦虚，便又派人去请他，说“如果坚决不接受帝位，则希望能出来当个‘九州长’”。不料许由听到这个消息，更加厌恶加愤怒，竟直接跑到山下的颍水边，掬水洗耳。
他的朋友巢父也隐居在这里，恰巧牵着一头小牛来饮水。看到许由“搞怪”，便问为什么。许由便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并说“听了这样不干净的话，怎么能不赶快洗洗我清白的耳朵呢！”
谁知此公更过分，冷笑一声道：“谁叫你在外面招摇，惹来名声。现在麻烦来了，全是你自找的，还洗什么耳朵！算了，别弄脏这条清溪，玷污了我小牛的嘴。”说罢，牵起小牛，径自走向水流的上游饮水去了。
看来，还是巢父的水平更高一筹。身为隐士，自当隐居避世，逍然物外，你跑到俗世去招摇什么呢！但既然都隐居了，与世隔绝了，那巢父的话又是通过谁的悠悠之口流传出来的呢？
卞随 务光 商汤打败了夏桀，推翻了夏王朝的统治后，他想试探一下隐士卞随和务光是否想当帝王，便来到卞随面前，说明把天子之位让给他的意思。
卞随严辞拒绝道：“君伐桀时要与我合谋，必定以为我是个喜欢杀人的贼；君战胜了桀要把天子之位让给我，必定认为我是个贪心的人。生在乱世，没有道德的人一再用羞耻的行为来玷污我，我不忍再听下去了。”说罢，就跑到一条叫“洞水”的大河边，投水自尽了。
商汤又来到卞随的朋友务光面前，陈述说：“有智谋的人进行策划，有军事才能的人进行攻守，有仁义道德的人居帝王之位，这是自古以来通行的法则。先生心怀仁义，品德高尚，我想立您为天子，你看如何？”
务光一听此言，脸色阴沉，严辞指责道：“废黜君主，是不义的行为；攻战杀人，是不仁的行为；别人冒险攻夺而我坐享其利，是不廉洁的行为。我听人说：‘不是仁义王朝，不做其官，不受其禄；不讲道德的世界，不闻其声，不践其土。’现在您竟要尊我为天子，我怎么可能会接受呢？我不忍再见到这污浊不堪的世界了。”说罢，直奔到一条叫“庐水”的河边，抱着一块大石头沉于河中。
商汤代桀前，曾经询问过卞随和务光，如何谋划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但两人都是态度冷淡、鄙弃而不肯合作的，并且都认为商汤的行为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的。商汤当时无疑很恼火。
但胜利以后，商汤却又假惺惺的要把天之位让给这两人，分明就是在恶心他们。明知这两人一副迂腐守旧的臭德性，一副卫道士的可憎嘴脸，却偏偏要用天子之位来试探刺激他们，想把他们所认为的“不仁不义”的帽子反扣到他们头上。这对视名声甚于性命的两人来说，分明就是逼着他们去自戕啊！我们不妨以小心之心度一下君子之腹，商汤是否真有这样的用意呢？
六
为什么贤人高士都不愿当国君，他们的内心深处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不妨来揣磨一下他们的思想动态。
一是当时主流价值观导向，促使人们重道德轻政治。
当时的贤人们往往注重对自身道德修养的培养和锤炼，而对于人的社会属性则往往比较轻视。砥砺德行，树立名声是他们所热衷的，而对治国平太下方面则普遍表现得很淡漠。有的甚至认为从政是一种德行上的衰退。
孔子周游列国到了楚国时，楚国有个隐士号称楚狂接舆的，故意唱着歌从他车前经过，他唱道：“凤鸟啊凤鸟啊，你的德行为什么衰退了呢？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未来的事情却还来得及啊！算了吧算了吧，如今那些从政的人都很危险啊！”接舆的思想代表了当时许多贤人高士们孜孜以求的主流价值观。
二是取舍上严重失当，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古代人主谦虚，重礼让，爱惜自身的“羽毛”。譬如伯夷和叔齐，他们“推位让国”，是因为他们都认为对方“既贤且能”，是当国君的最佳人选。结果推来推去，都惟恐世人指责，都不愿就职，只好同时逃之夭夭，让老二亚凭捡了个“漏”。
汉文帝曾经说过，上天生育了万民，为他们设置了君主来抚养和治理他们。对下不能治理和养育万物生灵，对上有损于日、月、星辰的光辉，那就是君主的不仁德。故此，治国理政是涉及全国百姓幸福安康的大事，是天下头等的“大仁德”，怎么能为了博取一点“小仁德”而撂挑子走人呢！接位的亚凭如果也是“既贤且能”还好，倘若不是，岂不是给孤竹国的老百姓带来了灾难。
季札先生也是如此。他是具有大智慧、大仁德的人物，本是全国公认的国君最佳人选。但他为了成就区区贤名，“效法子臧的操行”，故意“三次让国”，导致两个侄儿手足相残，吴国早早亡国。两者孰轻孰重都拎不清，枉担了“南方第一圣人”的大名。
孔子曰：“当仁，不让于师。”意思是说，遇到可以实践仁道的机会，即便是遇到老师也不必谦让。这才是正确的取舍之道。在原则问题面前，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不必讲什么温良恭俭让，必须旗帜鲜明地作出取舍，决不能分不清轻重主次，因小失大。
三是本来就德才欠佳，根本不是当国君的料。
古代贤明的君主都认为，天下是极贵重的宝器，不经重重考察和考验，是不能轻易予人的。唐尧邀请许由，并不是说把天下直接就交给他，而只是把他当作候选人之一。
当初，尧选拔舜作接班人时候，先是把两个女儿嫁给他，观察他如何治家；又让自己的九个儿子与他相处，观察他在外怎样接人待物。举用他做了二十年的工作，才让他代理政事，代理政事八年，尧去世。舜又给尧守孝三年，直到六十一岁才登上帝位。前后算起来，被考察了他整整三十一年。可见禅让帝王之位是慎之又慎。
反观许由，则是“采山饮河，以求陶冶情操，非求禄位；纵情游闲，以求安然无惧，非贪天下。”这样一个志在求仙问道的人物，怕是考察他三个月，他就会崩溃，觉得生无可恋，生不如死。而且上古帝王对继任者，要求极高，既要做生民之表率，又要勇于吃苦耐劳。像大禹，开通了九座山脉，疏通了九个湖泊，治理了九条江河，划定了九州的疆界。治水十三年，经过家门口都不敢进去，足以成为天下人的楷模，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继承帝位。许由怎么可能够格呢！
至于伯夷叔齐、卞随务光之流，则整体素质更是不堪之至。思想迂腐，观念陈旧，脑袋比花岗岩还要顽固。商汤讨伐夏桀、武王征讨商纣，本是得民心顺民意的正义之举，他们或“叩马而谏”,或指责其以下犯上，大逆不道。如此抱残守缺、食古不化之人，不仅没资格当君主，更是辱没了贤人之名。其实商汤作为一代贤君，怎能不识卞随务光有几斤几两。不过是调侃试探一下，逗他们玩玩而已。谁知这二人还真当真了，认为君主之位非他莫属了，竟吓得投水而死，害怕死不了，还抱上一块大石头。也真是极品奇葩了。
社会总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新兴的生机勃勃的势力，取代腐朽的倒行逆施的帝王，本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才是人间正道。任何妄图拉历史倒车的魑魅魍魉，注定都要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身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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