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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中国，纬度越高，人越能说，嘴越贫，健谈。东北，扎一堆儿十个人，只要有一个东北人，准成为谈话中心。发展至登峰造极，代表就是“二人传”。不是东北人，绝对创造不出这等奇葩文化，霸屏央视春晚小品几十年。
为什么联系到纬度，是发现这健谈、嘴贫，不止表现在东北，而是西北、偏北、正北，都一样。
前几年到吐鲁番，进入葡萄沟一个卖葡萄干的维族人家，老板是一30来岁的年青维子，与我们带路向导很熟。老板一拉溜儿摊出十多种不同价位的葡萄干，指着最贵一种对我说：“这个，最好的，带回去，给老婆孩子吃。”指着最便宜一种对我说：“这个，加色素的，吃多了会死人，带回去送给领导。”最后，葡萄干我买了，送领导了，最贵的那种。
同样，如果你哪天到蒙古人家中喝酒作客，也能体会到他们与生俱来的健谈，当然，蒙古人不贫。
北京，也是贫嘴人的典范。转换成文字，造就出一批大家。远的老舍不说，近有王小波、王朔。
再近就是冯唐。在这方面，冯唐还真有一种文化自觉——对王小波、王朔，他佩服到五体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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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唐的功夫是剑走偏锋，《活着活着就老了》是他随笔集。
有些篇章确实写的好，比如《到底爱不爱我》：从良的小翠，对博士生男友的爱情心存疑虑。尽管男友反复表白，小翠还是一再追问：你到底爱不爱我？这个死缠烂打的小翠不管是否确有其人，文章却算有内涵。
冯唐有才，他评价钱锺书：
钱锺书写老海龟的这篇小说至今时髦，只是读者通常没有以前那种旧学和西学的底子，领会他那些精致的笑话有些障碍。老天如果有眼，把他和张爱玲弄成一对，看谁刻薄过谁。
冯唐看问题常见独到之处，如驳“不读古书论”，说鲁迅“不读中国古书”是因为他是鲁迅。
不提他的私塾幼功，单是他自1921年到北平教育部任职开始，至1936年上海逝世为止，数十年间，购书读书，每年日记都以一本书账结束。
另外，鲁迅提出“不读中国古书”，是因为那是1925年：
那年月，中国上下，摆不稳一张书桌，“昔宋人议论未定，辽兵已渡河”，还是学些造船造炮、金融会计这类的西学，然后做起来富国强兵要紧。
冯唐对文学的认识也算深刻，书读的多，见识自然也高。例如他看待写作：
码字人最好的状态不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码字人最好的状态不是生活在风口浪尖。码字人最好的状态是在边缘，是卧底，是有不少闲有一点钱可以见佛杀佛见祖灭祖独立思考自由骂街......
《红与黑》只谈了野心，《人性的枷锁》只谈了欲望，《大白鲸》只谈了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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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冯唐就是有文化的流氓。最少也是装成流氓的文化人，大隐隐于市。
冯唐就像我们身边常见的“黄教授”，与他斗嘴，你永远会输。如果你是美女，会输得更惨。
冯唐有时也幽默。
初中时与同桌一起背诵古诗，同桌是美女，皮肤很白，静脉若隐若现，呈淡青淡蓝。同桌背诵的是《长恨歌》，到其中一句“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时，泪落如雨。冯唐说，自己背诵的是“床前明月光”。
冯唐说，遇到一个卖西红柿的，对他说200元一斤的西红柿，他准说你神经病。你告诉他睡2万元一晚上的高级小姐，他会露出无限神往。
冯唐有时很刻薄，张口闭口没鸡鸡的司马迁——虽然司马迁是他最佩服的古人——让人怀疑司马迁得罪过冯唐他祖宗。
冯唐最喜欢的颜色：屎黄，屎绿；鸡屎黄，鸟屎绿；鸟屎黄，鸡屎绿。皮肤很白，头发很黑——很黑的很，很黑的黑。
冯唐最爱用的词语：杂花生树，群英乱飞；胸中肿胀；仓颉造字，有鬼夜哭。
其实，冯唐的文章有内在逻辑。往往一篇文章，前半部分东拉西扯，后半部分切入正题。扯东扯西，有根线牵在那里。就像放风筝，看似远在天边，走近了，线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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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几个字形容冯唐，可以说是：嘴真贫、人真损、话真色。
如果去掉嬉笑调侃，冯唐的文章就失去一半味道；如果去掉对称压韵，冯唐的文章就失去另一半味道。
所以我说，冯唐好好说话不会说。
所以我说，有的文章越读越有味，比如张爱玲，比如冯唐最佩服的《史记》。有的文章相反，读一遍就够，读二遍像喝白开水，读三遍想吐。冯唐是后者。
所以我说，拿冯唐评价王小波的话来评价他自己，倒相当妥帖：
第一，文字寒碜。冯唐的文字，读上去，往好了说，像林语堂徒子徒孙写的小品文，往老实说，像中学男生日记或地摊上的故事会。我们伟大的汉语完全可以更质感，更丰腴，更灵动。
第二，结构臃肿（内容啰嗦）。冯唐式的重复好像街道协管治安的大妈、酷喜议论邻居房事的大嫂，和《诗经》的比兴手法没有任何联系。几十年后，如果真被《人民文学》杂志“未来大家”TOP排行榜不幸言中，成了经典，说这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杰作，我会感觉惭愧。
第三，流于趣味。冯唐成于趣味，也止于趣味。和他崇拜的人物，司马迁、杜甫、李渔、周作人、周树人、王小波、王朔等等相比，还有水平上的差距，缺少份量。
总之，冯唐的出现是个奇迹，他在文学史上完全可以备一品，但是还谈不上伟大。这一点，不应该因为冯唐没死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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