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一年中的众多节日中，哪一个节日最能打动人心，最能令人久久回味，无异就是春节了。而小时候的春节却是一生中的橄榄果，品久弥香，温情满满。
那时的过年不仅有洋洋的喜气，还有神秘的宗教感。
除夕那一天，全家数母亲最忙。她分派给我们各项任务，有扫地的，擦窗户的，也有洗碗的，择菜的，用浆糊贴门联的。她自己则一头钻进厨房，刮猪头上的残毛，摆弄鸡鸭鱼肉，炸丸子，剁饺馅，就听到厨房里不停地传出通通哗哗嘶嘶的响声，农家小院里飘荡着炊烟和肉香。
晚间，当夜色降临，外面的鞭炮此起彼伏炸响时，母亲也忙完了她的活计。她把那只煮熟的猪头放在大瓦盆里，猪脑后还插着一只猪尾巴。（母亲严禁我们叫它猪尾巴，却称它为钱隆）。吩咐父亲把手洗净，让他端着往堂屋去。其余的卤好的煮熟的早己盛在大盘子里的鸡鸭肉鱼等则叫我们分别捧着，母亲在前导引，都到堂屋那长条供桌前。供桌上面，中间摆放一尊菩萨，母亲示意父亲把猪头放在菩萨面前，其余的两边对称排列，于是，这些物品一字摆开，煞是丰盛。
我们姊妹六个站立一旁，眼巴巴盯着那些物品，努力咽回涌到嘴边的馋涎。
此时母亲早跪在供桌下的蒲团上，点燃了蒲团前那一叠黄婊纸，面容虔诚地直腰双手合十，凝望菩萨，念叨着：“菩萨保佑，全家平安！无病无灾，老少安康！今天过年，菩萨多享，我家敬意，别嫌多少！"祷毕，便弯腰连磕三个响头。
十八岁的大哥早把鞭炮点着了。在辟里巴拉的爆响中，我们便学着母亲的动作，依次在菩萨面前磕了三个响头。
唯有父亲不磕。他是乡供销社主任，党员，对母亲搞的这一套，说是迷信，要注意影响。二人每次过年时都因此拌嘴。母亲却不搭理他，只是端着个脸，干自己的活。
我们磕头时，父亲就躲在院中，默默抽烟。
供完菩萨，才把大方桌抬到堂屋正中，陆续端上年夜菜。荤素十六个，还有一盆鱼汤，里面卧一条煎好的金色大鲤鱼，取年年有余之意。这桌菜是母亲一手做成的。我一直很奇怪，母亲做菜时，父亲却成了个大闲人，只会往锅灶里烧柴，还烧不好，弄得浓烟漫弥。
开吃前，母亲总说几句吉祥话，再把切成一片一片的猪尾巴每人碗里放一两片，说：“这是钱隆哈，好吃说好话。“我们都不则声，便猛吃。只听得碗筷声，吃喝声。母亲规矩大，过年吃饭是不能说话的，怕的是说出不吉利的话，不走运。她把猪尾巴叫钱隆，猪舌头叫万利，饼干叫团圆。饼干者，并干打净也，故不能叫饼干。父亲也是很小心的，有次沒叫万利，叫猪舌头，母亲便拿眼瞅他，父亲就讪讪笑道：“是万利，是万利"。
饭罢，母亲便叫上大哥，把桌上的菜每样夹一点，去猪圈鸡圈喂它们，嘴里念叨着："今天过年哈，都吃点吧，好好的，别淘气哈！“
那时没有春晚，没有电视，除夕夜一家人围着一盆炭火守夜。母亲说守一夜能守一件皮袄。父亲把一个大瓦罐偎在炭火傍，里面放的是大红枣，说是半夜吃的。于是我们就边嗑瓜子吃糖果，边听母亲唠叨，父亲不时接上一二句，我们依然不敢吱声，怕说错话。
午夜最激动人心的是发压岁钱。弟弟最小，那时才六岁，早就困得前仰后合了，却硬撑着等压岁钱。
母亲早就让父亲兑换了新钱，还散发着纸币的清香。每人五毛。这对我们来说已是巨款了。要知道，那时一个鸡蛋才二分钱呐！三分钱可买两根油炸麻花，这都是上等佳品啊！
我们个个笑容灿烂，小心藏好钱，又打起精神，听母亲唠嗑，看父亲忙活。
初一是不扫地的。院里散落的花花绿绿的鞭炮纸屑，残留着未爆裂的散炮，我们一睁开眼就去拾取，零星地放响。早餐必吃饺子，不能吃其他食物。这饺子不是三角形的，却是猫耳朵状。大葱白菜大肉馅，味道很美。
早餐后，父亲去单位值班，母亲早摆好各类糖果花生瓜子爆米花儿，等别家孩子上门拜年。我们则穿上最漂亮的新衣新鞋，欢天喜地出门拜年。
我们那儿风俗，正月初一，孩子们就成群结队挨家挨户拜年，拜到谁家，那家大人就往你口袋里塞一些糖果花生等礼品。一条街转下来，腰包都是鼓囔囔的…
那时从年三十开始，直到十五前后，是我们这些孩子们的欢乐颂，有双亲的呵护，有姊妹们的相伴，有街坊邻舍的关爱，有蓝天白云，有绿水青山，有稻田游鱼，有田埂里的黄鳝，物质贪乏，却是极少忧愁，满心的欢悦…
几十年过去了，双亲早已离开人间，姊妹们劳燕分飞，散布在天南海北，很难齐聚。儿时过年的欢乐，如断线的风筝，不知飘荡到何处了，却像一坛封存在心底的老酒，一到年关，总是默然品匝几口，不醉也酣然，穿越回去，与母亲一道跪菩萨，守皮袄，与姊妹们结伴挨户拜年…
此情可待成追忆，如今忆起泪涟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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