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纪，蒙古的铁蹄征伐所有已知文明世界。
在东亚，金国、西夏、高丽、大理和南宋先后沦陷；在中亚、西亚和中东，蒙古军攻占了花刺子模，横扫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埃及，势力辐射北非；在东欧，他们越过伏尔加河，打下了莫斯科和基辅，进入波兰和匈牙利，饮马多瑙河和亚得里亚海；在东南亚，他们相继蹂躏了缅甸、越南、泰国和马来半岛。纵观中国历代王朝，从秦、汉、唐到宋、明、清，从未有哪一个朝代拥有如此赫赫武功、如此强军劲卒。而战无不胜的蒙古军团，却在日本——这个弹丸岛国折戟沉沙，让人不能不深思背后的原因。
长久以来，人们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即突如其来的“神风”拯救了日本。但只要细细思量，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第一次东征，元军为何会在占据战场主动权的优胜形势下，放弃继续进攻九州统治核心——大宰府，反而全军撤回？并不是元军对日本心存善意，而是元军将领通过分析对比双方实力，认为现有兵力无法完成攻略日本的任务，由此萌生了退意。换言之，即便没有那场暴风雨，元军也不会坚持打下去。第二次东征，元军虽然完全压制了日本海军，掌握了制海权，但并没有充分发挥出自身海军的优势，在陆地上自始至终被日军压着打，甚至没能在九州岛建立巩固的滩头阵地。特别是两路元军合流后，将帅之间、部队上下矛盾激化，长期滞留平户岛，给了日军从容调整部署、调集援军的时机。实际上，当元军还在相互扯皮和内耗之际，日本镰仓幕府已从本州征集了6万余名精锐武士，预备与元军进行陆上决战。随着这支部队的到来，元军在兵力上也不占有绝对优势。统而言之，即使没有所谓的“神风”，渡海远征的元军距离胜利依然遥不可及。
为深入查找战败的原因教训，下面，谨从元军的角度，对东征进行检讨性反思。
从政略上看：元朝以武力立国，军事征伐是王朝的基本国策。特别是元世祖忽必烈在位的35年（1260-1294年），致力于开疆扩土、东征西讨，几乎无岁不用兵。对于周边国家，元朝或是直接攻灭（如大理、南宋），或是采取局部战争和武力威慑相结合的手段迫使它们臣服（如高丽）。过分的穷兵黩武，使得元军四面出击，战线拉得太长，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在日本战场的军事投送能力。加之蒙古人内部也发生了严重分裂，各部族之间甚至兵戎相见，进一步削弱了自身军事实力。1259年，蒙古帝国大汗、成吉思汗之孙蒙哥在征伐南宋的途中去世，他的两个弟弟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为了争夺汗位继承权，展开一场持续4年的内战。忽必烈虽然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但也极大加深了蒙古帝国内部的离心力。1269年，蒙古宗王乃颜、窝阔台汗海都、察合台汗笃哇组织召开塔刺思忽里台大会，宣告窝阔台汗国和察合台汗国脱离忽必烈的统治，大蒙古帝国彻底土崩瓦解，元朝的西北边疆直接面临来自蒙古人的战争威胁。为此，忽必烈在灭亡南宋之后，便倾全力在阿尔泰山及天山一线打造防线，将大量精锐蒙古军、色目军屯驻于此。后来，忽必烈又陆续谋划和发动征伐占城、安南、爪哇等国的战争，本已有限的野战兵力更加捉襟见肘。“文永之役”，元军在尚未灭亡南宋时，便匆匆发起两线作战，劳师远征且缺乏后援，武力威慑没有达成效果；“弘安之役”，元军虽有14万人，但主力是10万新附军降卒，战斗力相较蒙汉军和日军差距甚远，而出征的蒙汉军仅1.5万人，少于第一次东征，面对剽悍善战的日本武士，兵力依然不足。
从外交上看：发动东征战役前，忽必烈曾想通过外交手段来“不战而屈人之兵”，认为凭借蒙古帝国横扫欧亚、灭国数十的余威，日本定会称臣纳贡、传檄而定，但他严重低估了日本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自古以来，日本就自认为是“神国”，游离于中国朝贡体系之外，不肯成为天朝的藩属国。早在公元607年，日本天皇在致隋炀帝杨广的国书中，就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话语，认为天皇与中国皇帝之间地位对等、平起平坐，导致隋炀帝怫然不悦却又无可奈何。
1268年，忽必烈的使者首次到达日本，正式递交了国书，其全文是：“大蒙古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远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罹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域，返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介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不宣。”这份国书有三层含义：一是从大义上进行定性，蒙古国领导人是皇帝，日本天皇是国王，明确上下尊卑秩序；二是以高丽为例，号召日本君臣效仿高丽“畏威怀德”、“感戴来朝”，成为元朝的藩属国，就可以达成“欢若父子”的大好局面；三是赤裸裸的威胁，如果日本不听招呼，那大蒙古皇帝就会断然“用兵”，把小小的日本给打趴下。对于这份义正言辞、铿锵有力的国书，镰仓幕府解读为“蒙古人怀有窥伺本朝的歹意”，根本不予回书，忽必烈后续的几次遣使也渺无音讯。“文永之役”后，日本更是违背了“不斩来使”的国际惯例，将元朝派出的使者杜世忠、何文著等人全部处死。至此，外交斡旋宣告彻底失败。
从战略上看：“文永之役”，元军武力威慑意图明显，企图示敌以强、以打促降；“弘安之役”，元军计划以优势兵力迅速占领九州岛北部地区，建立桥头堡，然后且战且屯、以战养战，逐步向日本腹心地带渗透，视情迫使日本称臣纳贡，或者干脆灭亡日本、设立行省。为此，元军做好了在日本长期作战的准备，携带了供大军征战数年的粮草，以及大量的粮种、菜籽、农具甚至耕牛，10万新附军可转职为农民屯田种地。然而，蒙古人号称“马背上的民族”，骑兵作战天下无敌，海战对他们而言却是全新的领域。为了适应完全陌生的战场环境，在第二次远征中，元军以原南宋水师作为海军主力，并在朝鲜南部和中国宁波一带打造了大批舰船，在船舶数量和质量上具备了对日军的压倒性优势。但是，整个跨海远征行动建立在不明天文、不识地理的基础上，一开始就犯下了兵家大忌。
不明天文，即对日本周边的风浪、海流、潮汐、天象等情况不够掌握，有“盲人骑瞎马”之嫌。日本属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由于受到大陆和海洋气候的双重影响，雨水丰沛，台风频繁，气候变化剧烈。根据日本的台风观测记录，每年夏秋之交的8至9月是西日本台风多发季节。“文永之役”中，元军选择11月出征，无形中避开了季节性台风，却出乎意料遭遇了暴风雨；“弘安之役”中，元军在7至8月间渡海作战，由于未建立起巩固的陆上基地，主力舰队只好选择在西日本沿海停驻，埋下了遭遇台风的隐患。
不识地理，即对九州岛的地理环境、预定登陆点的人文地理状况基本两眼一抹黑。出征之前，既没有作战地域的地图，也没有对北九州的地理和敌情进行充分侦察。九州地区，因有筑前、筑后、肥前、肥后、丰前、丰后、日向、萨摩和大隅等九国而得名，境内地形复杂，多山地、火山，间有盆地、平原，气候温暖多雨。历史上，九州是日本对外的窗口，北有博多、松浦等港口，西有长崎、萨摩等地可供登陆，还可进入九州和本州之间的下关海峡，在周防、长门等地登陆，元军有较多的登陆点可供备选。“弘安之役”，两路元军原计划在壹岐岛汇合。江南军出发前，获悉有一艘日本商船被风暴吹袭到中国东南沿海，临时向船上水手询问日本的山川地理情况，获悉博多湾以西有平户岛，比壹岐岛大，离九州岛近，而且岛上地势平坦、水源充足，这才临时将集结地域改在平户岛，其对日本地理之陌生可见一斑。
从战前准备上看：元军对日本的总体军事实力、北九州兵力部署、武器装备、后勤保障等情况基本不了解，未有针对性地做好作战准备。“文永之役”中，蒙古骑兵在福冈平原上策马驰射、来去如风的身影和振聋发聩的铁炮，给日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有效应对元军第二次东征，日本迅速改进了组织指挥系统，构建了牢固的海岸预警体系，大力强化国土防御。幕府下令，九州诸国集中兵力、船员组编军队，以博多为据点，以大宰少武藤经资为总司令官，统计所有能够动员的武士姓名、年龄、武器状况和船舶、水手、舵手等情况。与此同时，幕府花费近两年时间，沿博多湾海岸线修筑了长达16公里的石坝防御工事。石坝面海一侧成垂直状，面向陆地一侧成缓坡状，可以居高临下对元军进行打击。反观元军，仍用第一次东征的老眼光来看待日军，认为日本的城塞防御十分简陋、不堪一击，并未携带“回回炮”等重型攻坚装备。东路军直至进入博多湾后，才发现石坝的存在，大吃一惊、进退两难。同时，元军对日本的军事实力也存有轻视心理，认为凭借14万大军足以压服日本，严重低估了日本的战争潜力。仅在本州一岛，日军可动员兵力就在20万以上。
从海军战术上看：与唐代相比，13世纪的船舶技术没有取得革命性进展，远洋航行和海上作战仍然严重受制于海洋天候环境，海啸、飓风和洋流、暗礁往往是比敌军更可怕的对手。当时，风帆战舰是海洋战船的主流，舰船的驱动力来自于风力鼓帆和人力划桨，进攻和防御行动都在视距内展开，近程攻击模式主要为撞击战和接舷战，远程打击手段有弓箭、火球、火蒺藜等，战争样式较为原始。元军在承袭吸纳了位居世界领先水平的原南宋水军后，拥有蒙冲、楼船、车船、海船、千石舟等多种战船，广泛使用霹雳炮、火箭等尖端热兵器，在作战指挥、力量编成和武器装备等方面远超日军。反观日军，海上力量缺乏统一的指挥协调，船只轻小、武器简陋、数量有限且各自为战，根本无力与元军的巨舰正面对抗。据文献记载，元军完全占据了海面优势，日军无力与元军进行海上决战，只能在志贺岛、壹岐岛、鹰岛等地组织半游击性质的小规模袭扰和夜战。由于制海权的缺位，日军在陆地上承担了重大压力：九州北部和本州西北沿海一带处处清野坚壁，大批武士被紧急动员驻守海防一线，征集无数钱粮物资修建防御工事和用于军备开支，使得身处小农经济、地少人贫的日本社会背上沉重负担。战后，取得胜利的日本镰仓幕府却日益衰落，根本原因就是长期维持一支十万人以上规模的庞大军队，其源源不断的消耗性开支和战后的恩赏抚恤最终压垮了日本经济，连带摧毁了原有政治体系。
元海军部队拥有对日军的绝对优势，看似强大到不可战胜，但同样有着自身的致命缺陷：构成海军主力的南宋水军原本是一支内河舰队，作战区域主要位于长江流域和南中国沿海一带，严重缺乏远洋作战实践经验；将领们普遍对洋流、飓风、湿度、盐度等因素对海上作战的影响估计不足，将大量原本用于长江航运的水军舰船拉上对日作战一线。这些船只吨位小、吃水浅，抗风浪能力弱，各项性能指标与蒸汽战舰相差甚远，并不适宜海上作战，更不具备“想来就来、指哪打哪”的战术机动能力。在朝鲜南部和南中国沿海建造的船舶，存在大量赶进度、赶工期现象，很多船只质量欠佳，甚至涌现了大量不符合远航要求的“豆腐渣”船。据美国得克萨斯州农业机械大学考古学家兰德尔·佐佐木对700 多块元军战舰残骸进行的分析研究，发现“很多战舰龙骨上的铆钉过于密集，甚至有时在同一个地方有五六个铆钉，说明这些肋材在造船时曾反复使用，而且很多龙骨本身质量就很低劣”。佐佐木还发现，战舰残骸大多数碎片都在0.1米到1 米之间，据此推测出元军战船可能采用了“鱼鳞式”船壳结构，其船壳板之间是搭接的，在巨浪的拍击之下容易碎裂。佐佐木指出：“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在高岛附近海域发现V 字形远洋船的龙骨”。在海上风平浪缓时，这些匆忙赶造的船只还能勉强保持平稳，一旦遇到强台风，难免发生倾覆的惨剧。
从陆军战术上看：渡海登岛作战，首先在于选取海上机动方向和登陆地段。如岛礁面积小，登陆场正面宽度受限，则首波登陆的兵力数量有限，难以形成规模优势，就无法占领和巩固滩头阵地。“弘安之役”中，元军东路军在发现博多湾存有坚固防御工事后，未另派船只勘选优质登陆点，匆匆选取了博多湾东北侧的志贺岛登陆。志贺岛南北狭长，面积约12平方公里，与九州本岛之间靠一条狭窄的“海中道”连接。“海中道”在涨潮时没入水下，落潮时露出水面，最窄处仅能容数人并排而行。以“海中道”为跳板，东路军可绕开正面设防的敌军，由志贺岛向博多湾的后方实施迂回包抄。
但元军没有想到，他们的作战行动迅速被日军察觉，大批日本武士紧急赶往志贺岛，与元军隔“海中道”形成对峙。为争夺“海中道”这条战略通道，元军与日军逐次逐批投入千百人级别兵力进行生死搏杀。这种小规模作战，严重遏制了元军大兵团作战、诸军种协同的优势，却最大限度发挥了日本武士单兵素质和近战能力。从6月7日到9日，双方在这个“绞肉机”战场上激战了三天三夜，素来所向无敌的元军尸横遍野，损失了上千名勇将精卒，却一步都无法前进。由于天气炎热、缺乏淡水，双方的尸体无法收敛，只能慢慢腐烂，元军中爆发了严重的传染病，几天内患病者达3千余人。在冷兵器时代，旧式的封建军队一般只能忍受一到两成的伤亡而不崩溃。对整个东路军而言，4千多名士兵丧失战斗力，属于伤筋动骨的重创。在此沉重打击之下，元军再也无法支撑，不得不撤退到壹岐岛，日军也随之而来。东路军既缺乏给养，又苦于伤病，还要勉力应对日军的游击骚扰，只能苦苦支撑，等待江南军到来。7月2日，东路军获知江南军主力到达平户岛后，迅速放弃壹岐岛，全军机动至平户岛。
现代军队有种说法“首战即决战”，极言初战的重要性。在第二次东征的序战中，元军统帅骄傲轻敌，错误选择了狭小岛屿作为登陆地域，且严重低估了日军战斗力，轻率采取“添油”式战法，使日本武士得到彰显个人勇武和决死冲锋的最好舞台，实属以己之短攻彼之长。序战之败，极大影响了元军作战意志与士气，东路军至此一蹶不振。
从指挥层面上看：元军第一次东征的主帅忻都，是负责镇守和监视高丽的地方性将领，过去主要战绩是围剿高丽武装力量“三别抄”，与强敌作战的经验较为欠缺。“文永之役”中，忻都表现得中规中矩，除了错误判断敌我实力对比，以至于进抵大宰府近郊后撤军，未出现其他重大失误。第二次东征，忻都作为东路军的统帅，战前情报侦察极为马虎，战术运用很不得当，且忻都过度偏袒副帅洪茶丘，与高丽军统帅金方庆存在较大矛盾，对麾下军队的掌控也有问题。
江南军出征前，原定两路元军的主帅阿剌罕在军中病逝，接替的将领阿塔海迟迟没有上任，元军缺乏一个有权威的指挥核心。江南军统帅范文虎刚刚投降元朝，虽然统领10万大军，却被其他蒙汉、高丽将领所轻视。两路元军汇合后，在平户岛停留大半个月，一方面固然是休整部队，另一方面也因为内部矛盾激化，对下步作战部署迟迟无法达成一致。遭遇台风袭击后，部队损失惨重，建制被完全打散，有的将领建议收拢败军，以破釜沉舟之势作背水一战。统领海军的范文虎坚决不同意，声称“还朝问罪，我辈当之”，抛弃陆上残军逃回高丽，其他高级将领们也三三两两各自潜逃。
风暴平息后，闰7月5日，日军主力舰队出现在西日本海，追击元军残存舰船。
闰7月7日，日军登陆鹰岛。鹰岛是元军后期作战的重要屯兵点，也是溃兵主要聚集地。据日本鹰岛町历史民俗资料馆记载，当时岛上还残留着近10万饥渴交加、衣甲不全的元军。对于他们的下场，有的史料上记载“十存一二”，有的说“十存四五”，有的夸张地说“十万之众，得还者三人耳”，《元史》则悲沧地留下了九个字：“七日，日本人来战，尽死”。
孙子曰，“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作为统军将领，应具备智慧、诚信、仁爱、勇敢、严明五种品质。第二次东征，元军将领不识天文、不知地理，既不知己、更不知彼，战术上笨拙无能，指挥上刚愎自用，危难时弃军逃生，毫无责任观念和军人荣誉感。以此等不明兵法、贪生怕死之辈为将，九泉之下的元军士卒死而不能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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