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最了解你的人，莫过于你的对手。
这句话，倘若用在中国与日本身上，也有相当程度的逻辑自洽性。
日本了解中国吗？
答案显而易见。
从1894年甲午战争至今，论起对中国的认知，恐怕无一国能出日本之右。甲午战争爆发前10年，数以百计的日本间谍就以商贩、和尚、学生、乞丐、洋行职员等身份为掩护，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潜伏在北至东三省，西至甘肃、青藏、云贵川，南至两广的广大城市和乡村，深入考察中国地形气候、风俗人情、产业交通、要塞关卡和军事部署。由于活动经费不足，他们自力更生、以商养谍，步行“跋涉支那四百州”，用个人收入贿赂清政府底层公务员，广泛交结中国精英阶层、持不同政见者、地方豪强和黑社会从业人士，获取了大量军事政治经济情报，一点一滴勾勒出大清帝国整体面貌。著名间谍宗方小太郎在分析报告《中国大势之趋向》中一针见血地提到，虽然大清帝国年度财政收入仅有约9000万两白银，但民间担负的实际税赋是这个数目的4倍，多余部分没有进入国库，而被各级政府公务员瓜分蚕食，是这个“人心腐败已达极点”的国家维持正常运转的行政性损耗。
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后，日本更是耗重金打造了一整套情报信息网络，力图把中国置于全方位侦察监视之下，做到不留任何死角。蒋介石的智囊、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在其著作《日本论》中不无心酸地提到，在日本书店里，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地理、历史、军事、哲学、文学等各方面书籍，分门别类有几千种，对中国社会、中国民众的刻画可谓入骨三分，让人不寒而栗；日本参谋本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农商务省、外务省等，年均有数千人常驻中国调查和旅行观察，实质从事谍报活动；对“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不知道放在手术台上解剖了成百上千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成百上千次。所以，在“中国地方，政治军事的情报，最确实而最迅速的”，并不是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而是日本参谋本部。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缴获自日军的湖北随县洛阳店五万分之一地图，其地形要素较之国军自己的地图更为准确详实；日军描绘的海南岛地图，连国军已修好而尚未使用的地下工事和仓库都历历在目。
战争年代如此，进入和平发展、经济为主的时代，大到汽车、轮船，小到水杯、尿布，每个中国人的身边都充斥着来自日本的“舶来品”。在国内，很多人已经习惯了去永旺超市（AEON）购物，买优衣库（UNIQLO）出品的衣服，选日式寿司用餐，看《七龙珠》《圣斗士》《灌篮高手》《奥特曼》等日本动漫，买本田、丰田、马自达出产的轿车，还有索尼、三菱、佳能、夏普等国人耳熟能详的大品牌，也源源不断越万里长风远渡来华。在改革开放时期，很多中国知名公司敞开大门欢迎日资参股，中日合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扎推涌现，一时风光无两。如今，连中华民族的骄傲、网络时代巨子阿里巴巴，背后的第一大股东都是日本软件银行集团。早在2000年，日本软银就相中并入股了阿里巴巴，而造就了“双十一”和“剁手党”的淘宝网，迟至2003年才走上历史舞台。
经济上如此，政治上更是如此。19世纪80年代，日本专门成立了主要由高级领导干部和大学教授组成的中国研究会，每月组织集中学习，大家就各自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交流发言，就连“中国领导人领带的颜色为什么会由大红变为深蓝”，都会拿出来细细研讨一番，探寻其中深层次的奥义。对于中国的重大政治变动，日本人更是闻风而动，第一时间自发组织传达学习，其速度和效率令人瞠目结舌。2013年3月15日，中国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国家领导人；3月17日中午，李克强总理举办首次记者招待会，宣称要“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3月18上午，日本最大的广告宣传公司——电通扬雅株式会社就组织了一场长达两个半小时的座谈式演讲，题目是《习近平-李克强新体制的特点》，内容既涵盖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的日本观、中国外交战略布局调整等宏观问题，也有中国城镇化建设的前景与展望、严控“三公经费”对中国消费市场的影响等经济问题，还有钓鱼岛争端中军方、外交部、海洋局谁牵头谁主导等军事问题，以及农民工买房、北京大气污染治理等微观问题。
毋庸置疑，没有谁比日本更关注中国。从过去到现在、从政治到经济、从军事到文化，日本对中国渗透的深度、广度超乎想象，已覆盖了普通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那么，中国了解日本吗？
中日两国仅一水之隔，地理上相距不远，又同属黄色人种，风俗习惯相近，文字语言雷同，理应是十分熟悉和亲密的。但事实恰恰相反，很多国人在骨子里对日本满是厌恶仇视之意，可谓愤恨与蔑视交织、陌生与排斥同在。20世纪初期，中国人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与今天如出一辙。到了全面抗战爆发，八年苦战、尸山血海，大半个中国饱受日军的蹂躏、凌辱和杀戮，两国结下了唯有时间和鲜血才能洗雪的深仇大恨。新中国成立后，“抗日”占据了国民素质教育的重要篇幅。在学识图认字的阶段，我们一遍遍听着《王二小放牛》、《小英雄雨来》等抗日英模故事，懵懂中滋长着对“小兵张嘎”的仰慕与钦佩；年岁稍长，被《地雷战》、《地道战》、《铁道游击队》等电影所深深吸引，模仿着剧中“打鬼子”的游戏，哼唱着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在历史教科书上，我们背记下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台儿庄大捷和百团大战，将屈辱的“七七事变”和“九一八事变”深深印刻于脑海；从新闻报刊上，我们看到日本首相接二连三参拜供奉有二战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看到日本政客不承认存在“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看到日本右翼分子大规模集会游行、叫嚣废除“和平宪法”……总之，在面对面接触一个日本人之前，所有的信息已经告诉我们，日本只是一个卓尔岛国、弹丸之地，却野心勃勃，不自量力地妄图以蛇吞象；日本人一个个矮小猥琐，面目蠢笨又顽固不化，经常在电视剧中被抗日志士以一当百，像秋风扫落叶、镰刀割麦子一样收拾得干干净净。偶尔，我们也会质疑《烈火金刚》等老牌神剧和《抗日奇侠》等新扎雷剧，如果日本人都像剧中那样不堪一击，抗战何至于打了整整8年、中国的伤亡怎么会高达3500万？尽管如此，从民族感情出发，我们明知某些神剧夸张到了荒谬的地步，还是很愿意从中获得一些“意淫”的快感。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网络时代的加速发展，普通中国人信息获取渠道不断增加。渐渐地，我们读到日本小说《挪威的森林》、《失乐园》，看了影视剧《血疑》、《追捕》、《东京爱情故事》、《麻辣教师》，特别是接触了诸多岛国爱情动作片，听闻了日本男女共浴的传统和女生援助交际的风俗后，不免对日本油然而生向往之心。然后，大家发现了日本电器质好价低、汽车性价比高，日本商品逐渐演变为“物美价廉”的代名词，成了很多国人购物的首选。在2015年春节，中国游客到日本疯狂抢购马桶盖以至于脱销。可见，从教育上的“仇日”到实质上的“亲日”，从语言上的“抗日”到行动上的“哈日”，或许只隔了一张遮羞布的距离。
不仅当代没吃过战争苦头的中国人“哈日”，被日军在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狠揍过的大清帝国照样“亲日”。1901年“庚子事变”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丢弃北京仓皇西逃，八国联军开进了大清帝国的首都，各国分区划片实施占领。在日占区，应日本派遣军司令福岛安正的要求，时年35岁的日本翻译川岛浪速主持设置“安民公所”，开展警务工作，迅速恢复了辖区基本秩序，打砸抢烧现象基本绝迹，甚至比大清帝国统治期间做得更好。在占领区内，日军对普通民众几乎秋毫无犯，展现了很强的亲和力。据战争亲历者、英国人亨利（Henry Savage Landor）记载，即使抢劫，日本军队都举止优雅、动作轻柔，显得十分有内涵、有品位。亨利说，“看见日本人以那种优雅的姿态拿起或放下最小、最精密的物品时，实在是一种享受，而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或俄国人，更不用提德国人，他们除了碰到坚固的铜块、石块之外，没有不打碎、弄弯、弄脏以及损坏的……日本人不把东西乱扔，不摔碎，也没有任何不适当的艺术破坏。他们做得是这样的精细，以致完全不像抢掠”。日军这种“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的做派，让其他七国军队望尘莫及，他们严明的纪律、高效的管理能力和手段，得到了西方记者、外交官和留守北京的大清中央领导人庆亲王奕劻、肃亲王善耆一致好评。肃亲王善耆还与川岛浪速结成好友，其女拜川岛为义父，取日文名为“川岛芳子”。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逃亡途中，也发布了仿效日本进行全面改革的号召，日本人被中国人当成了导师加标杆，“向日本同志学习”一时间成了大清帝国的主旋律。
接下来的三十年，日本是中国人海外游学的首选，陆续有10余万国人赴日留学，比较著名的有孙中山、蒋介石、周恩来、戴季陶、汪精卫、鲁迅、陈独秀、李大钊、蒋百里等人，他们或是在日本娶妻纳妾，或是结识了终生的挚友和知己，或是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这些留学生中，很多人自此终生以日本为师，从思想、生活、作风等方面着力向日本人对表看齐；也有人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人文等要素进行了严肃认真的研究，试图解剖日本成功的内核，并找到它的短板弱项。除了戴季陶所著的《日本论》外，军事家蒋百里也于1937年写出了著作《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与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和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并称“日本四书”。不过，在此阶段，由于日本在军事和经济上占据了绝对优势，中国人不得不用仰视的目光看待日本。所以，当时描述日本的各类中国书籍，弱者的仰视心态在字里行间表露无遗。
1894年之前，中国一直是东亚地区当之无愧的“老大”，日本偏处一隅，对亚洲事务没有多少话语权。
转折点在甲午战争。
这场战争中，大清帝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陆军大败亏输，大半个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被日军所控制。战后，中国失掉了对朝鲜的宗主权，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赔款达到前无古人的数额——2亿3千万两白银。在丧军、失舰、割地、赔款的背后，是大国地位的丧失，是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崩塌，中国由世界二流大国沦为列强眼中的“东亚病夫”，成了被殖民、被奴役的对象，在屈辱和分裂中沉沦了半个多世纪。直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用三场战争和“两弹一星”，把大国地位重新立了起来。
进入21世纪，中日两国围绕4.3平方公里的钓鱼岛一度剑拔弩张。在一个岛屿的背后，连着一片海域；在一片海域的背后，是广袤的东海油气资源；在领土争端和经济利益的背后，牵扯着东亚地区主导权，更关系到两个国家、两个民族的兴衰成败。
东亚，作为世界大国集中的区域，始终缺乏大国间的相互信任，缺乏不同民族之间的谅解，缺乏区域协作机制，反而“冷战”思维和对抗行为愈演愈烈。从民族感情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只承认自己没有打赢战争，从未在骨子里认罪悔罪，从未获得过中国、韩国、朝鲜等受害国的谅解，东亚民族和解、合作共赢的前景黯淡。从军事建设上看，朝鲜与韩国长期保持武装对峙，日本自卫队信息化程度走在世界前列，人均军费长期是中国的五倍，军事投放存量仅次于美军、位居世界第二。从国家形态上看，中国、日本、朝鲜半岛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中国没有统一台湾，与日本存在钓鱼岛主权争端，与东南亚五国存在南海岛礁争端；日本与中国、韩国均存在岛屿争端，北方四岛被俄国占领，国内驻扎着大量美军；更不用说韩国与朝鲜这对老冤家了，东亚居然没有一个国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完全统一。有学者认为，从大国崛起到权力转移，从历史纷争到领土问题，从资源竞争到海上安全，从民族主义到国家制度，从文化背景到民族个性的差异，东亚已经占全了历史和理论层面上所有可能引起大国对抗的因素，特别是朝鲜半岛这个“火药桶”，随时可能擦枪走火，必须在政治上保持高度警惕、军事上保持高度戒备。
我们不应也不能忘记，1894年的大清帝国在日本精心诱导下仓猝用兵朝鲜，毫无准备地卷入了一场“国运之战”，从此被打断了脊梁骨，国势急转直下。
历史在不断轮回。走上大国崛起道路的新中国，能够继续和平发展是一种幸运，但绝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虚无缥缈的运气上，绝不能没有与日本、乃至域外大国一战的底气。
要战胜对手，必须要了解对手。
回到初始的问题，我们究竟了解日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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