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为尊者讳”的旧传统，人们不肯直指长者或地位高的人的不是。在古代地方志里，这一现象尤其突出：官员哪怕只是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好事，也不吝溢美之词，加以讴歌；相反地，哪怕做了弥天的坏事，也往往隐忍不表。
人民城郭，遭受了浑球官员的荼毒，很少有人能秉笔直书，使其遗臭万年。光绪十六年（1890）的夏天，当时还是举人的绵州人陈湋参加会试失利，返乡途中，羁旅无聊，见灯蛾入室，想起故乡曾有过一个绰号“扑灯蛾”的劣官，把绵州人坑得忒苦，难以释怀，于是写诗：
禾虫驱不尽，尔更苦荧荧。室溷深宵白，灯赐一穗青。劳人应有泪，梦死几曾醒。却忆绵州守，酸风惨肉屏。
“酸风惨肉屏”，就像《水浒传》里那样，在树林子里被剪径的强人扒光，任人宰割，猪狗不如，是劣官“扑灯蛾”的下场。陈湋知道，只这样写，后人还是看不明白，于是在诗后加了很大一段夹注，解释前因后果：咸丰末绵州守某，绰呼扑灯蛾，贪酷甚。绵无捐输，自请于大吏，摊捐贰万四千两，大吏以为能，超擢成绵道，其实苦比勒输，流亡满目，而上下不知也。且一经上请，遂成铁案，岁复有加，绵之祸实基于此。某公旋为骆文忠劾罢归里。途遇盗，妻子貲财劫尽，遂流落以死。
这就把一个不择手段，欺下媚上的劣官推到历史舞台上，亮相了。
据《民国绵阳县志》载，“清咸丰间，洪杨之变，军需浩大，征榷繁兴。朝廷避加赋之名，随粮附征银，曰津贴，每正粮一两加一两。不足，复劝民捐输助饷，名曰捐输，加银二万九千两，廷议本谓军务平时，均必取销，及同治六年，粤寇灭后，清廷取销各省上项各捐，以昭大信，独四川督臣奏川民乐捐，不愿取销，而津贴捐输遂独存川省矣。”
咸丰年间，为了解决镇压太平天国的庞大军费，清廷向全国加征赋税，考虑到前朝皇帝有过不加赋的承诺，为了避免“加赋”的恶名，就巧立名目，变通手法，以附加税的形式强摊，冠以“津贴”之名。“津贴”这样的“横征”已成事实，官府还觉得不够，停不下来，就考虑再用“捐输”的名目进行“暴敛”。
当时的绵州知州就在“暴敛”落实下来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绵州本来只有“津贴”，“津贴”征收上去之后，他为了进一步表现自己能办事，主动向总督表示，我们还可以挖潜，再征贰万四千两没有问题。可以想象，为了完成这光荣的任务，他使出了浑身的解数，通天的能耐，由此得了个“扑灯蛾”的绰号。绵州人的血汗钱逼勒出来了，白花花的银子交上去，省里的大官自然认为他是个大能人，于是越级提拔为成绵道。可怕的是，自请来的赋税，就这样成了铁案，遗祸无穷。清末民初，绵阳民生凋敝，社会动荡，肇因于此。可以说，一只“扑灯蛾”，毁了一屋子人的生活。只要是当时的绵州人，就没有理由不恨他。
“扑灯蛾”到底是谁？陈湋虽然没有说出他的名字，但“咸丰末”指向性很明确，可以通过地方志的职官志来排查。
咸丰朝一共十一年，涉嫌“咸丰末”的绵州知州，不出三人：七年八年的毛震寿、九年十年的沈芝林、十一年的唐炯。
说毛震寿在任的七年八年是“咸丰末”，本身就牵强。毛震寿是一个有作为的循吏，曾经在绵州主持兴修水利，有德政于地方，而且县志记载，毛后来官做到陕西布政使。排除。
说唐炯是“咸丰末”，完全没有问题。唐炯是咸丰年间最后一任绵州知州，但他在任不满一年，基本上都在苦苦守城，解任离职也是因为湘黔军内讧这一突发事件。征收赋税，他还没来得及一试身手。排除。
就剩沈芝林了。“绵州围城”期间，他已卸任，但没来得及走人，被迫留在城里参与守城。之前的咸丰九年和十年，也可以算“咸丰末”，他有充足的“作案时间”。县志对他的记载颇为诡异，除了“遂共城守”，其他乏“善”可陈。对于离绵后的情况，只有“次年去”寥寥三个字，这样的笔法，和写其他任何一位知州都不同。隔着纸背，读者也能感受到修志的先生写到这个人时，难以抑制的愤懑。
陈湋还提到一个细节，“扑灯蛾”后来是被骆秉章弹劾丢官的，骆秉章自咸丰十年入蜀督办军务，至同治六年病死于四川总督任上，这个细节确保了陈湋不会把“同治末”误记成“咸丰末”，也就是说，令绵州百姓咬牙切齿的“扑灯蛾”，坐实了就是沈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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