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曾国藩日记七十一【667】2024-2-7

读曾国藩日记七十一【667】2024-2-7

原文

早饭后清理文件，见客二次，写沅弟信一件、幼丹信一件。出门拜客三家，至河下回拜养素，午正归。见客三次。

陈俊臣搬入公馆来往，与之鬯谈。中饭后至幕府一叙，围棋二局，见客三次。清理文件甚多，皆出门以后存署未经送阅之件，至更初粗毕。旋核批札各稿。二更后温《古文简本》。

日内应酬繁多，神昏气乏，若不克支持者，然后知高官巨职足以损人之智而长人之傲也。

同治二年（1863）二月三十日

高官巨职足以损智长傲

高官巨职，几乎为绝大数男人所向往。因为一则出人头地，足以向社会展示自己的价值；二则有权有钱，可以享受一般人得不到的好处。曾氏是一个真正的高官巨职者，他却向我们透露出此种人的痛苦与弊病。

因为官职崇隆，应酬便多。繁忙的应酬，使得人神志昏惰，气息疲乏，所带来的结果是聪明智慧日渐减少，骄傲霸道日渐增加，本来好端端的一个人才，便这样慢慢地给毁了。这原因是什么？《红楼梦》里说：“静则灵，灵则慧。”《老子》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高官巨职者，一来不安静，二来高高在上，长久以往，岂不“损人之智而长人之傲”？

原文

早饭后清理文件，旋围棋一局，见客三次，又立见者一次，写澄弟信一封，核批札稿数件。倦甚，小睡。午刻写对联四付。

折弁施占琦自京归来，接阅京报，又正月廿三日邸钞，本年京察，国藩得邀优叙，考语褒嘉甚厚。同得奖叙，内则议政王及军机大臣五人，外则官、骆、左、李四人。因部文未到，不能具折谢恩。旋看京报数十本。

中饭，请许述卿世兄、王少庚等小宴，申初散。阅本日文件。接郭云仙信，甚长。酉初出门拜客，周子瑜、唐义渠处一叙，归，至眉生处一谈。核批札稿。夜再阅京报，写沅弟信一件，温“辞赋类下”，二更三点睡。

近日，省察自己短处，每日间怠玩时多，治事时少；看书作字治私时多，察人看稿治公事时少。职分所在，虽日读古书，其旷官废驰，与废于酒色游戏者一也。庄生所谓臧穀所业不同，其于亡羊均也。本无知人察吏之才，而又度外置之，对京察褒嘉之语，殊有愧矣！

同治三年（1864）三月十四日

面对京察优叙的检讨

写这篇日记的第二天，曾氏就收到了吏部寄来的优叙公文。三月二十七日，曾氏具折谢恩。从这道谢恩折中我们看到朝廷对曾氏从优表彰的词语：“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督军剿贼，节制东南数省，尽心区画，地方以次削平，举贤任能，克资群力，着交部从优议叙。”

作为一个深为中枢倚重的高级官员，面对朝廷的格外褒扬（朝廷内外仅九人得此殊荣），他一如往昔地检讨自我的不足。其不足之处有两点：一是怠玩时多而治事时间少，二是治私事多而治公事少。即以本日所记为例，我们来看看曾氏自我检讨的程度究竟如何。

曾氏吃完早饭后就开始清理文件，然后下了一局围棋，接下来见客四起，写给四弟信一封，核批公文数件。感觉很疲倦，略微睡一会儿。午间写对联四副，接下来阅读京报。中饭时，宴请许述卿、王少庚。这顿饭吃到下午三点钟。饭后即阅读当天收到的文件，接下来读郭嵩焘寄来的长信。五点后出门拜客，去了三处。到家后继续核批札稿，再阅京报，给九弟写信，最后温习几篇古文，将近十点钟时，曾氏结束一天的劳作，上床睡觉。

就这普普通通的一天，一环接着一环，被曾氏安排得紧紧的，即便去掉一半的工作量，曾氏已经是够累了，何况他已年过半百、身体多病！这一天里的“怠玩”，仅只一局围棋。曾氏的第一项检讨显然太过苛严。在第二项检讨中，曾氏将公事与私事区分开来，他将看书写字等都算作私事。本日他写了两份家信、四副对联、温习几篇古文。在长达十多个小时的白天劳作中，即便除去这一部分，他也有十个小时左右的公务活动。一天的公事也够多够累了。

《庄子·骈拇》中有一段著名的话：“臧与毂，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箧读书；问毂奚事，则博塞以游。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于亡羊均也。”读书虽然是好事，赌博虽然是坏事，但相对于丢失羊而言，无所谓好坏，其结果都是一样的：羊都给弄丢了。曾氏引用此典，意在说明自己虽没有去酒色游戏，但看书写字等私事同样也耽误了公事，不能原谅。

这样一检讨，曾氏便以得朝廷优叙而感到惭愧。如此对自己严加要求的高级公务员，今世可能再也找不到了。不仅仅在自律克己上，还在于对公对私的区分标准上，以及对工作与休息之间应如何合理安排上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