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宝元至庆历年间(1038—1048)，因西夏叛乱，北宋朝庭扩大了禁军规模，使北宋禁军由宋真宗后期的43万激增到82.6万，再加上原有的43.3万厢军，致使北宋总兵力达到了创记录的的125.9万，(宋真宗后期为91万)如此庞大的编制，再加之北宋实行的是募兵制(雇佣兵制度、军人职业化、国家出钱长年养军)，军饷自是一笔大数目。那具体数字是怎样的呢？
让我们来看一看宋人当时的记载:蔡襄(1012—1067)在治平元年(1064年)任三司使(称计相，为最高财政长官)时，因其掌管全国钱谷出纳、均衡财政收支，所以对北宋的军费统计了如指掌。当年他写有《论兵十事疏》16，其中论《养兵之费》，具体细致地详列了军费统计资料：“禁军一兵之费，以衣粮、特支、郊赉通计，一岁约费钱五十千；厢军一兵之费，岁约三十千。通一百一十八万余人，一岁约费四千八百万缗。此其大较也。……一岁所费，养兵之费常居六七，国用无几矣。”
按照蔡襄给出的统计资料，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有用的数据: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每名禁军的军费是五万枚铜钱/年(约合60贯)，每名厢军的军费是三万枚铜钱/年(约合31贯)，而军队总兵力是118万，那治平元年军费大约是4800万贯，占国家财政支出的的6/10强。
仁宗后期嘉佑年间(1056—1063)与英宗治平元年的总兵力和军费应该出入不大，也是110多万总兵力和5000万贯左右的军费。
那仁宗中前期军费支出又是多少呢？由史料得到的数据:仁宗皇佑年间(1049—1054)，当时北宋有军队118万人。每年巨额军费开支占国家岁入的比例分别为：钱约940万贯，占30％；绢帛约742万匹，占102％；粮约2300石，占80％(宋朝的税赋可以用钱、绢、粮交纳，军费支出也用钱、绢、粮支付)，由以上数据可大致得出仁宗皇佑年间(1049—1054)军费支出为:钱940万贯+绢绢742万匹(约合合742万贯)+2300万石粮(约合1600万贯)=3282万贯。
仁宗庆历后期(1044—1048)的军费支出应该和皇佑年间相差不大，也是年均3000万—3500万贯之间。
仁宗宝元元年(1038)暴发的西夏叛乱，导致了长达七年之久的宋夏战争(1038—1044)。这段时期应该是仁宗年间军费支出的最高峰，估计在年均6000万贯左右。(宝元元年，陕西军费支出为1551万贯，宝元二年展开宋夏战争后，庆历二年陕西军费支出为3363万贯。)仁宗早期(1023—1037):天圣、明道、景佑三个时期，禁军仍然保持在40万左右(真宗天禧元年为43万)，加上40多万的厢军，军费支出估计为2000—3000万贯之间。
至此，总结一下所有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北宋的军费支出(国防预算)是一条曲线:天圣年间(1023—1033)是最低点，年均2000多万贯；宝元、庆历(1038—1048)年间，因七年宋夏战争，军费支出达到最高点，年均6000万贯左右；皇佑年间(1049—1054)降为年均3282万贯左右；嘉佑年间(1056—1063)军费支出再度上升至年均4800万贯左右。由此可见仁宗年间(1022—1063)的军费支出是一曲折反复、随着时间不断变化的曲线。
后世有学者抨击仁宗年间“冗兵”，致使年均国防预算(军费支出)达到国家财政收入的的80%以上，是造成北宋“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们给出的证据之一就是:蔡襄在“庆历新政”时期上的奏折《国论要目十二篇》中的《强兵篇》:“臣约一岁总计，天下之入不过缗钱六千余万，而养兵之费约及五千万。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
以上蔡襄所列的数据，是在庆历年间(1041—1048)的财政收支，也就是仁宗年间军费支出的最高点。后世用这种单一、片面的数据来评价整个仁宗年间(1022—1063)乃至整个北宋“冗兵”、“积贫积弱”，是不准确和有失公允的。大家试想一下，假若一个国家的国防预算占财政收入的比率长期保持在80%以上的话，这个国家的国家机器还能正常运转四十二年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们在前面大费周章的列举一系列数据，就是要纠正这种片面评价，还历史予清白、给仁宗皇帝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仁宗年间年均财政收入为10000万贯左右，军费支出最高时在“宋夏战争”(1038—1044)期间，大约为年均6000万贯左右，占财政收入的60%，也远达不到80%以上比率，可见片面评价之不实。
仁宗年间军队超编严重、军费支出巨大是事实，“冗兵”对北宋财政而言无疑是沉重负担，但还不至于如后世评价的那样严峻、那样“一无是处”、那样“罪大恶极”。仁宗时的许多名臣如范仲淹、包拯、文彦博、蔡襄等等，都曾经上折指出过“冗兵”的严重性与危害性。那又是什么原因？让仁宗和他的大臣们仍一如既往的坚持这一“弊政”呢？
千古一帝┃第十章 关于冗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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