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像一片原野，有很多水脉灌溉着它。后来，有一些水脉逐渐中断了，枯竭了，但我们不能说，最好的水就是最后的水，更不能说，消失的水就是不存在的水。
诸子百家，中华文化从强悍的美丽，走向浓郁的智慧。那是一个热闹且令人神往的时代，是一个我们可以永远为之骄傲的时代。在那个遥远的时代，我们的祖先曾经享受过如此难能可贵的思想自由，创造出了开天辟地的思想成果。
只有尊重多种假设，才能尊重百家争鸣时代的蓬勃生命力。
现在，单一化思维习惯四处渗透。大家已经习惯选择后的独尊，而不再向往选择过程中的无限。我们所需要的选择，是一种谦容并包、各取其长，而不是你死我活的争斗，也不是只求一赢的憋仄。
在那个时代，人类智能迸发，但有很多思考者还难于进行独立思考，因为缺少思想资源。所以在人类思维的奠基阶段，一定是渴求互砺互淬的。智者们在互砺互淬中找到思考的基点，找到与别人不同的自己。
一个精神成熟的民族，一定要经历一个这样智能聚会的阶段。假若没有，仅仅凭着各自的想法分头痴想，就一定会陷入低层次的重复之中。
当历史走到一个拐点，原有社会权力形态逐渐松动、解体，我们的祖先开始挣脱蒙昧的束缚、权力的压抑，用理性自由地重新思考自然、社会、自身。一时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派欣欣向荣的少年气象。
今天的热闹和古老的热闹有什么不一样？
首先是言论的质量。那个时代的齐国政府给稷下学者提供了很好的生活待遇，并赋予了极高的社会地位。但是，学者针对时政的褒贬，政府一概不予追究。稷下学宫在齐国的功能，既是智库，又是学堂，还是一个交流思想文化的场所。当时的高级智能人才如果想立身扬名，要么去做官，要么就去稷下学宫做学者。相比之下，做稷下学者更令人向往。因为这里每位学者的人格和思想都会获得充分尊重，因此也就有可能获得独立的发展。在稷下学宫的众多学者中，名声最大的是孟子，但实际影响最大的是荀子。荀子晚年曾三次成为学宫的 “祭酒”，也就是主持者。
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是一种经过严格选择的高级发言。而我们今天媒体间的发言，却没有这种选择。大家也许要问，既然我们主张言论自由、人格平等，为什么要分等级呢？稷下学宫的回答是，不同人群的言论自由，可以体现在不同的空间。
这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普遍的现代误会，至今还有很多人沉迷其间。这就像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却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挤到北大来。但是，这些常识性的社会区隔，在今天常常会在“言论自由”的旗帜下被取消，造成一片混乱。良莠不齐的发言混杂在一起，高低不一的智能胶着成一团，那么结果一定是精英被淘汰，这种现象叫“精英淘汰制”。平静的高层思维一旦陷人这种吵闹，在现场征服力上一定比不了大红大绿的庸俗表演。如果投诸广场辩论，高嗓门一定胜利，大学者一定失败，这就叫“广场哲学”。我们不赞成限制言论，但一定要区分发言的等级，一定要在卡拉OK、文字戏谑的狂潮中救出真正的贝多芬、海明威。除了言论的质量等级外，稷下学宫超越今天言论的第二个关键，是开山立派的原创气魄。那是在思维荒原上堆出的第一座山、掘出的往是人云亦云，随声起哄。
当社会权力再次建立、稳固、强大之后，就对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压抑。那个璀璨的言论自由的时代步入历史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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