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上小学
在家自由玩耍的时间，延续并不长。不久，就到了小学报名时间。离我家最近的小学，在西垟巷北头的四营堂巷，名称就叫四营堂巷小学。其前身为1903年在四营堂（尼姑庵）创办的吉士小学堂。温州许多小学乃至中学，如三官殿巷小学、瓦市殿巷小学、天妃宫巷小学等，绝大多数由道观寺庙改建。
那时上小学，报名过程很简单。那天，我自己跑去报了名，老师问了姓名等问题，我一一回答，就行了。没想到，开学那天，却出了差错。我们刚在教室里坐下，上来一位老师说：按照上级要求，今年要核对每名学生年龄，请同学们回家取户口薄。听老师这么一说，我没多想，赶紧跑回家，从床头柜抽屉里，找到户口薄，跑回去，乖乖地递给老师。那老师看完后，说我年龄不合要求，今年不能入学。听老师这话，我很失望，但又不知怎么办，只得耷拉着脑袋回家。等母亲下班回来，听我说了这情况，安慰我，没关系，明年再上吧。父亲数落我，“你怎么这么老实，你不会说，户口薄找不到吗？”父亲说得很对，有几位同学，出生年月跟我差不多，谎称户口薄找不到，老师也让他们上学了。可世事难料，他们早上一年学，“文革”中，因为是初中学生，属于“知识青年”，必须上山下乡。老实人经常吃亏，但老实人偶尔也占便宜。
我在家待了一年。母亲有空，教我认字。由于家庭原因，母亲小时候只念过三、四年书，但凭着自己的努力，她认识了许多字，能够看书写信，在她的朋友同事中，也算是个小知识分子了。也许从小受家庭的影响，也许从自己的经历体验到，母亲深知读书学习的重要性。虽然母亲不知道什么叫学前教育，可在我上小学前，她有空就教我认字，教我写自己的名字。我经常把父亲用过香烟壳，拆开弄平，在上面写自己的名字，写学会的字。
第二年，我终于如愿上学了。开学第一天，我背着母亲亲手缝制的小书包，高高兴兴地去上学。从家里出来，下楼走过去，几分钟就到。四营堂巷小学，大门朝南，正对面有一小操场，斜对面耸立着一座七层砖塔。从校门进去，门厅右手是传达室，左右各两间教室，隔着天井，对面也各两间教室，这里是低年级的教室。从中间进去，有很大一片空地，是学生们上体育课，或下课后游戏、嬉闹的地方。靠南边，教室墙边有棵大树，不知叫什么树名，树干粗壮，枝繁叶茂，下雨天时，会流出胶状树脂。靠西边，是一座两层木质老楼；正北面是三层新教学楼，校领导办公室、教研室在一层，中高年级教室在二楼和三楼。
我被分在一（2）班，在大门右边第二个教室上课。班主任、语文老师都是蔡老师，她的儿子靳效臻也在我们班里，以后我与他成了好朋友。蔡老师把书本和作业本分给同学，教室里顿时弥漫着好闻的油墨味。打开语文课本，前几课是“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大、小、多、少，上、中、下，丈、尺、寸”，等等。后边才是汉语拼音，“a、o、e、i、u、v”。很长时间，我误以为“毛主席”是一个人的姓名，“共产党”则是另外一个人的姓名。因为在家认识许多字，感到读书很轻松。
二年级时，我们班的教室，换到里边木质老楼一层，班主任和语文老师，改由孙仙容老师担任。孙老师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年轻热情，工作认真负责，教课生动形象，对学生关心爱护。我喜欢上语文课，某种程度是受了她的影响。
班里的同学，大多住在学校周围的巷弄里，都是普通平民家庭的孩子。跟我最要好的林培新和林建中，都住在学校对面小巷里。林培新的父亲是市小商品公司供销员，走南闯北，见识很广，家中常年订阅《科学画报》、《知识就是力量》等杂志，还有许多书籍。我特别爱去他家，因为可翻阅这些杂志。他家隔壁，住着他伯父一家。他伯父家有一个小花园，里面栽着葡萄藤，种着许多花卉，摆了许多盆景，还养了几缸金鱼。我有空喜欢到这小花园里，看花看鱼，看他伯父在花园忙碌收拾。林建中家，就在林培新家后门对面，三间平房，很是宽畅。他父亲，解放前沿街吹小号、卖雪花膏，解放后进厂当了工人，不再吹小号。后来，温州人红白喜事，流行请乐队，他父亲又重操旧业，经常出去吹小号，赚点外快。好几位同学，家在百里东路街上，门口开店。李秀琴家，开点心店，卖馄饨、米面，还有豆浆、油条。陈冬兰家，开的是打铁店，从门口走过，就听见叮叮当当的打铁声，看见四溅的火花。我们班还有个现象，比较少见，共有四对兄弟姐妹：陈小模、陈小珍姐妹，陈春朝、陈春传兄弟，叶玉林、叶林恩兄弟，还有章鸿谋、章丽丽兄妹。每周三下午，自学时间，每个组（小队）集中到其中一位同学家写作业。当然，这个同学家一般比较宽敞，起码有张大桌子，我家从来没有做过小组学习场地。
那时最高兴的，是与同学们下课后，在操场上玩老鹰抓小鸡、跳绳。冬天，同学们经常贴着墙壁，相互挤着取暖。放学后，我和同学们经常到校门对面的小操场踢球玩。砖塔边，那户人家在门口摆了个摊儿，卖各种文具和零食。如果我们手中有几分钱，一定会送到那里去。
有一阵子，我和林培新，还有林建中，喜欢上了钓鱼。我们用细毛竹做成钓鱼杆，装上鱼线和鱼钩。不上课时，一起跑到九山湖边，钻进菜地里，挖蚯蚓做鱼饵，然后坐在河边钓鱼。有时钓鲫鱼，有时钓河虾。相比较，钓河虾比较容易，也很有趣。趴在河边，就能看到河虾，躲在水下石缝里，探出两只大钳子。在鱼钩上，穿上紫红色的蚯蚓，慢慢放到河虾的钳子前，那傻虾会伸出钳子，夹住鱼饵，往口里塞，这时顺势一提鱼线，一只大虾就钓到手了。我们都知道，下雨天容易钓到鱼，经常冒雨去钓鱼。有一次雨天去钓鱼，我的衣服被淋湿了。回来怕母亲数落，去林培新家，在煤球炉上烤，一不小心，衣服被烧了个洞，吓得不敢回家。想了个办法，剪了块橡皮膏，贴在破洞上，用蓝墨水涂黑。最后，当然没瞒过去。不过，母亲只数落我几句，剪了块蓝布缝上去。
小学期间，我各门功课成绩都比较好，作文写得也不错。不知为什么，孙老师在期末成绩单上，经常写上“要克服骄傲自满”的评语。因为这个原因，我直到三年级，才加入少年先锋队，戴上红领巾。新的红领巾，我不爱戴，怕人说是新队员，经常洗红领巾，尽量让它显得旧些。这与现在把牛仔裤洗旧做法有点相似。
在小学里，我喜欢上音乐课，当时唱过的歌曲，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如《美丽的花儿向太阳》、《梦见毛主席》、《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快乐的节日》、《高高的兴安岭》等。在小学里，我参加过一次文艺演出：与全校合唱的同学一起，穿着白衬衫，戴上红领巾，擦胭脂，涂口红，排队前往八一体育场，合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首歌后来成为新的《中国先锋队队歌》。
那时，上学没有压力，放学后基本没作业。我喜欢看小人书（连环画）。父亲没上过几年学，识字不多，但爱看小人书，特别是《三国演义》、《水浒》这种历史题材的。有时在厂图书室看，有时带回家看。每次他看过后，我就拿过来看，越看越入迷。后来，我经常去小人书摊去看。离我家不多远，有两家小人书摊。一家在百里坊口北边，另一家在八字桥百货公司旁边。只要有几分零钱，我就跑书摊去，挑几本书，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书摊的摆设都差不多：一间房子，几个书架靠墙排开，每个书架打上四五个横格，每个横格，并排放着一本本小人书。每本小人书用牛皮纸封上，上边写着书名。从书架上，找到要看的小人书，坐到对面长凳上，慢慢地翻看，整个人沉浸到故事里去，时间过得特别快。在小人书摊，我度过小时候最美好的时光。小人书既有图，又有字，既知晓了故事，连猜带蒙，又帮助认识了许多字。最关键的是，开阔了我的视野，看到了身外的世界。为了能多看小人书，我常把家里的牙膏皮、桔皮，积攒起来，从收废品的手中，换得几分钱。
上三年级后，我经常与同学一起，去华盖山市少年宫借书看，先后看了《小布头奇遇记》、《宝葫芦的秘密》等读物。到高年级，我已经看过很多小说，如《红岩》、《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和《野火青春斗古城》、《红旗谱》等，还有《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系列革命回忆录，后来又看《三家巷》、《苦斗》、《苦菜花》，再后来就看《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封神演义》，以及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地心游记》、《八十天环游地球》等。这些小说，大多数是从父亲、母亲厂图书室借阅的，有些是同学之间交换着看。由于酷爱看书，经常因在课堂上低头看书，被 老师叫起来；上体育课，一有自由活动，我就溜回教室看书。在家里，一有空，就躺在床上看书。从那时起，我就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培养了对文学的爱好。幸运的是，虽然痴迷看书，但我的视力一直不错，没得近视眼。
从小起，我的好奇心就强，遇问题总想搞个明白，所以特别喜欢看《十万个为什么》丛书。在这套书中，我的许多疑问都能得到解答。我还喜欢看科普杂志，一开始看《我们爱科学》，后来常去林培新家，看他父亲订阅的《科学画报》、《知识就是力量》，从中知道了许多课堂上没教的知识。我现在仅有的天文知识，都是那时学到的，比如什么是黄道、白道，大熊星座与北斗七星，小熊星座与北极星，猎户星座及昴星团、天狼星、金牛星，天琴星座及仙后座等等。有段时间，我经常在夜里，仰望天空，按照星图，辨认星座与星星。稍大一些，我照着《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的图纸，自制了一架简易天文望远镜，深夜在屋后架起来，观察月亮，发现月亮表面竟是那个模样！
那个时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两本书，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本是《科学家谈21世纪》，由郭沫若题词，李四光、华罗庚、茅以升、高士其等25位国内著名科学家撰文，内容包括了地球物理、医学、原子能等几十个自然科学领域，展望了未来科学发展的远景，阐述这些学科发展对人类的影响。另一本是《奔向明天的科学》，由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作序，茅以升、郑文光等撰写科普文章，所讲的都是当时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和对未来科学的展望，其题材广泛而新颖，从无轮汽车、光子火箭、生物冶炼到电子医生等。从这两本书里，我知道了苏联的火箭之父齐奥尔科夫斯基，知道了什么是第一、第二、第三宇宙速度等等。大量书籍的阅读，丰富了我的知识面，开阔了我的视野，更激发了我看书的兴趣。
除了书籍外，帮助我增长知识的，还有广播匣子（有线广播）。那时，市里有广播站，大街小巷都有广播匣子。我家对门屋檐下就挂着广播匣子，每天分别用普通话和温州话播报。从小起，我从无意到有意，养成了收听广播新闻的习惯。到现在还记得，每天晚上，当广播里传出刘天华二胡独奏曲《良宵》旋律时，一天广播节目才告结束。
在小学里，最令人兴奋的事，就是学校组织去看电影。给我印象最深的，低年级时，有《大闹天宫》、《马兰花》、《宝葫芦的秘密》。高年级时，我们男孩子爱看打仗电影，如《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林海雪原》，《红日》等。看了《铁道游击队》，特别佩服老洪（刘洪）的勇猛。看过《平原游击队》，用铁丝弯成手枪，模仿电影中李向阳的动作，或者模仿其中的台词，“世界形势是这样的……”。看过《地雷战》，纷纷做起“土地雷”，先用铁丝弯成弹弓形，中间绑上皮筋，拧紧后，用另一根铁丝别住，在地上挖个坑，把那“地雷”放进去，上面也用土掩埋好，铁丝系上细绳，躲到远处，等其他小孩来，一拉走铁丝，皮筋弹开，泥土四崩，吓得他们一跳，而我们则笑成一团。但男孩子们多数不喜欢《五朵金花》、《刘三姐》这种电影。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思想性与艺术性挺强，许多歌曲、舞蹈都很优美，对我们影响很大。那时流行的歌曲，绝大多数是电影插曲，如《地道战》、《洪湖赤卫队》、《红珊瑚》、《农奴》的插曲，旋律优美，我们都能一句不差地唱下来。那时，每部电影放映后，在电影院门口，或街头小摊上，都卖那种黑白照片，上面印着电影剧照与插曲简谱歌词。如果有零钱，我几乎每张必买，收集了许多张，不过后来都丢失了。所有这些，都给处于少年的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影响。
上世纪六十年代，社会风气比较朴实，老师与学生及家长相处融洽。班主任经常到学生家做家访，家长能够及时了解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学校很关心学生健康，春秋之交，学生容易伤风感冒，学校安排值班老师在校门口，给每位学生口中喷药。隔段时间，学校就组织学生去电影院看电影；春天组织春游，秋天组织秋游。记得我第一次去最远的地方，就是学校组织到茶山春游，是在吴桥乘船去的。在茶山，我第一次看到树上挂果的杨梅，感到非常新鲜。另一次春游，是去江心屿，第一次坐在渡轮上，看着滔滔流淌的瓯江水，看着渐渐靠近的江心屿，感到十分惊奇。学校还组织我们参加秋收劳动。有一次，我们是去矮凳桥，在田里挖竽头。有一次学校组织去蛟翔巷的温州纺织厂参观，回来后我写的作文，还得到了孙老师的表扬。自从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后，每年3月5日，学校组织学生学雷锋，做好事。做得最多的，是上街扫地，还有积肥，即把家里烧过的煤球灰，积攒起来送到学校去，最后送到郊区农田。
在小学里，我长得高而瘦，性格懦弱，不会打骂殴斗，常受个别同学欺负。由于家庭条件差，穿的衣服，用的文具比较差。但我也有引以自豪的地方：我是同学中极少穿皮鞋的。小时候，我特别盼望春节到来。因为，过年，我就能穿新衣服，特别是能穿上新皮鞋。记得许多个春节前的夜晚，我在睡梦里醒来，看见父亲忙着为我与妹妹、弟弟做皮鞋。大年初一，我们起来，就能看到摆在桌上的新皮鞋。另外，我有一把特殊的铅笔刀，是父亲用削皮小刀改制的，他还用硬皮革，做了个漂亮的刀鞘。这铅笔刀既锋利，久用不钝，不用时可插进刀鞘，比所有同学的铅笔刀，锋利好用得多。
1963年农历四月，我的小弟弟出生。刚几个月大，小弟得了痢疾，不断拉稀，住院治疗，打针吃药，仍不见效，身体日渐虚弱，气息奄奄。幸亏父亲请了厂里董医生，到医院给他治疗。董医生的父亲是温州城里著名老中医，他本人子承父业，在皮革厂担任厂医，与我父亲关系甚好。他看过小弟病情后，对我父亲说，光打针不行，必须先补体再治病。他开了中药，几帖下去，小弟就止住下泄，转危为安，性命被保住了。在他住院的日子，母亲为了培护他，只能向厂里请事假。那段时间，妹妹与大弟只好托亲戚照顾。我经常到医院帮忙，有时不能去上课，有时就在医院完成作业，但期末考试成绩并未受影响。小弟出院后，大约有半年多时间，母亲没有上班，在家悉心照顾他。根据民间单方，母亲三天两头，做黄鱼鲞炖红豆，炖出来的汤汁，让小弟喝，剩下的，家里人下饭。在母亲的精心照顾下，小弟慢慢恢复健康了，虽然与其他同龄人比稍矮一点儿，却长得白白胖胖，很是可爱。为照顾小弟，母亲调到厂托儿所工作。待他稍大，母亲才调到“蒸锅鞋”车间。
那时，每个家庭都有好几个孩子，父母亲对孩子管得不严，也从不要求课余还要学什么。二哥裘筱麟从杭州大学物理系毕业，适逢国家搞精简，他没能留杭州，也没分配到温州，而是孤身一人，被分配到平阳第一中学当教师，并在那里成家。二哥有机会来温州，一定来看望母亲，记得还给我送来积木、钢笔。母亲似乎很早就意识到，我要摆脱原有生活环境，读书是一条重要的道路。因此，她常常以二哥为例子，讲他怎么克服困难考上大学，让我好好向他学习，将来争取去读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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