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之恶？

        一说《金瓶梅》，无论读过没有读过，大约都晓得潘金莲女士和西门大官人的。西门大官人，是无数男人心中的偶像。毕竟，要钱有钱，要色有色，跟达官贵人称兄道弟。对于这位黑白通吃的大哥大，不羡慕，那是假的。

        而潘金莲女士的江湖地位，比大官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她比大官人更厉害的是，脑子更聪明，手段更毒辣。关键是，人家还一等一的~~~~~~飘浪啊！

        红颜自古多薄命，潘金莲也不例外。漂亮女人的结局，大多是悲惨的。除了潘金莲，《红楼梦》中王熙凤女士，也是个毁誉参半，让人怜惜让人叹的人物。《金瓶梅》这本书，用《金瓶梅》里勾栏内老鸨的说法，是有着“刀割不断的亲戚”关系，这是大家所公认的。就其中一点来说，书中两个比较主要的女性人物，潘金莲和王熙凤，似乎一个人就是另一个人的影子：俱是貌美如花，心机细密，而又心狠手辣，毫不留情。你听她们俩常用的一句：“叫你死在我手里！”直叫人不寒而栗。而事实上，她们不择手段，挖坑下药，害死了不少人。这边有个李瓶儿、那边有个尤二姐，就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受害者。

花之恶？

        从人物性格来分析，她们共同的特点是妒忌，都要占据家庭的主导地位，为此不惜编排谣言，挑拨离间，生是非、拉仇恨，必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具体为人之手段：对上，撒娇争宠，对下，冷酷无情。两个有也有不同之处，一个荒淫纵欲，奉行享乐主义。一个贪财无厌，奉行金钱主义。——财色之间这种区别，却也不大。

        有研究者以为：两个人物形象，是女权主义觉醒的代表，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典型意义和开拓地位。对潘金莲、王熙凤之为人，应该口诛笔伐；但对文学形象的出现，则应该从社会进步的角度上予以肯定。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也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应该说，文学本身并没有意义。非要探究文学的意义，也必须从社会意义入手，因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有什么社会形态，就对应产生什么的文学，就有什么样的人物形象。不妨就近举例：建国前、建国后，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文学样式表达和人物塑造就是截然不同的。文学为社会服务，同事又是社会的一面镜子。

        社会向前走到一定阶段，人的精神必然摆脱旧道德观念的束缚，进入新的层次。哪儿有压迫，哪儿就有反抗，时间早晚而已。女权主义的凸显具有必然性，体现在社会中，是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和行动的叛逆；而文学作为镜子，自然在其人物描写上有所映照。这样的文学，不出现《金瓶梅》，也有银瓶梅、铜瓶梅••••••；不出现《红楼梦》，黄楼梦、绿楼梦••••••这样的人物，没有潘金莲、王熙凤，也会有张金莲、熙凤，刘金莲、熙凤••••••她们出现在社会和文学舞台上，是要为释放自己的天性而斗争——我们绝不是男人的附属品，我们要独立，要自由，要说了算！

        但历史的一个局限性在于：制度环境的变化往往慢于思想的变化，甚至和思想产生巨大的矛盾冲突。所以，她们的权利主张，在当时只是出现思想上的松动，但制度上不可能男女平等的社会阶段，无法正大光明、合理合法的争取，只能采用具有女性心理和生理特点的卑下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而酿成悲剧。

        社会悲剧和个人悲剧从来都不是单独的存在，而是互相成就，糅合在一起的。其实，在腐败糟烂的社会中，不光是有了初步觉醒意识的女人们，所谓占据社会优势地位、资源，事业“成功”，“酒色财气”俱全的男人，例如西门庆者，又何尝不用着虚情假意，欺上瞒下，贪赃枉法，心毒手黑的手段？

        女性和男性，都是人，都具备人性。自古以来，人性是善是恶争论不休。我觉得，或许，秉持人性“无善无恶论”的说法相对客观些。既然如此，我们看一部文学作品，无论是《金瓶梅》还是《红楼梦》，都不必盯着人物的善恶，而应该多从纵向的视角，通过历史和现实对照，从人物的性情、故事的发展、结局的落脚分析，看一看从古到今，人性的发展，到底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趋势呢？

        有人说，《金瓶梅》让我们看到了“恶之花”。太遗憾了，我们都用花儿来形容女人，是因为觉得女人是美好的代名词，值得我们珍惜和呵护。但这里，却让我们看到女人的恶，甚至是恶心，岂不悲哉？我们还经常形容女人如水，既然如水，那就应该纯洁、温情和柔弱，现在却变得强悍冰冷，实在是大煞风景。

花之恶？

        我们哀其不幸，是自然的情感反应，但对熙凤、金莲还有西门大官人们的荒淫、冷酷、狠毒指手画脚，做过多的道德审判似乎也不厚道。从人性无善无恶的角度看，他们并非天生如此。我们应思考：人性到底如何能趋善避恶？人性发生了扭曲，人变得不再像人，到底是因为什么？

        梁漱溟先生问得好：“这个世界会好吗？”这是个让人困扰却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但愿我们无论从社会现实还是文学映射上，都能得出乐观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