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梁云汉与广州商人钟觐平、陈次壬等联手创办爱育善堂,这是广州城第一家近代型的善堂,最初堂址设在洋行会馆(十三行路与靖远北街交界),不久即购买大盐商潘仕成旧宅(今十八甫路46-52号)作为总部。与传统的老人院、育婴堂从事收养孤寡废疾不同,爱育善堂专注于为穷人提供免费医疗、开办面向失学儿童的义学,适应了太平天国后社会转型的新形势,从改善身体与教育入手,立意更为远大。爱育善堂以其庞大的资产、完善的管理,在随后数十年里一直是广州各善堂的领袖。
香港东华医院、广州爱育善堂,均以广府商人为主体举办,吸收了西方经营管理体制的优长,又融入了中国传统智慧。这两家慈善组织的近代特征十分鲜明,一是集资来源的广泛性和可靠性,即从同城各行业商人广泛集资;二是决策、管理、服务提供的制度化与民主化;三是实现了营运的自主化,避免了内地传统慈善机构反复出现的“徭役化”现象。慈善史权威夫马进在《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一书中,发现内地许多慈善机构都经过从“乐捐”到被“勒捐”的过程,勒捐导致慈善机构活力下降,最终难以为继。
1879年,梁云汉向东华医院倡议设立贫民义学,次年实施,似乎是受到爱育善堂办理义学的启发。在初创时期,省港两大慈善机构之间不仅互相扶掖,各自的成功经验也因买办的共同参与而得到交流。
华人向来都重视叶落归根、入土为安。顺德人旅居海外者众多,一旦客死他乡,若无亲属照料,魂魄难安。1876年,梁云汉领衔创立旅港顺德绵远堂,募集资金在香港设立义冢,后来又在顺德大良设立怀远义庄,视乎实际情况,选择将同乡先友下葬与香港义冢或停厝于怀远义庄。
香港开埠以后,迅速成为广府人北上、出洋的主要口岸,大量人口由此出发前往各地经商、务工、求学,但也催生罪恶的贩卖人口活动。男性劳动力被诱骗登船,前往新旧金山开矿、建设铁路,俗称“卖猪仔”;年轻女性被诱骗、拐卖到外地、外国,很多被迫从事卖淫营生,叫做“卖猪花”。为刹住“卖猪花”罪恶活动,营救被拐卖女性,1880年梁云汉与东莞籍港商卢庚扬、冯普熙等向港府申请创办保良局,并于1881-1882年担任主席。据统计,仅1887-1895年,该局即查出被拐妇女5543人,或专人护送回广府各县,请当地善堂协助资送回家,少数无法遣回者,通过东华医院加以妥善安置。
1878年,近代著名思想家、慈善家郑观应出版劝善书《救灾福报》,对仁人善士的义举多有记述。据郑观应所说,当广东清远发生水灾、多处出现饥荒时,梁云汉“劝捐散赈,不遗余力”。1878年,广州出现罕见飓风,从白鹅潭、沙面一直向北扫过西关,“吹倒庙宇民房铺屋二千八百余间,压毙男妇一千四百余名”(1879年7月14日《申报》),龙津桥一带房屋倒塌过半,梁云汉的家宅却完好无损。郑观应认为这是“天之报施善人,洵不爽已”,也即是他长期做善事的“福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国人长期以来奉持的道德观念。
1890年,梁云汉在广州去世。虽然生意和财产主要分布在香港,他退休之后选择广州作为终老之地,表明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广州西关人。同时期东华医院其他一些善董,身后也下葬广州。梁云汉历年从事的公益慈善活动,体现了一种始终为华人谋福利、维护华人尊严、谨守中华文化传统的自觉意识,以及汲取外国先进经验为我所用的高度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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