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觉，梦中，我彷佛正在涂抹着一幅巨大的、无法一目了然的壁画。我在不同的地方画着。
当我画这边时，看不到那边；画那边时，又看不到这边。
但在我的心底，它们相互撞击、彼此呼应。虽然支离破碎，但冷暖自知。
十年来，当我第一次抽身远观，朦胧地感觉到，好似有什么在其中酝酿、穿梭、联系、逐步累积，可却又指不出一个名堂。
六年的等待
走上这条路，是一种原始的冲动，非做不可。
六年多来，我第一次有工作，虽然还没有开始赚钱，但有电影拍，又能与家人共聚，当时觉得，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就这样，一个计划不成，另一个计划又来了，总有几个在进行，所以老不死心，人像是悬在半空中。
直到1990年暑假完全绝望，计划全部死光，锐气磨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要不要回台湾？老是举棋不定，台湾电影那时也不景气。
就这样耗了六年，心碎无数，却一直怀着希望，久久过一阵子，你会看见某位同学时来运转，当然大多数都是虚度青春﹑自怨自艾地过日子。
我那时发现，身边当上导演、又做出点成绩来的，都是持续写剧本的人，而不是打工的人。许多人一出校门就有工作，如剧务、剪接或制作，到后来就继续那份工作，很难再往导演方面发展。
当年我就很怕自己像闽南语歌《烧肉粽》歌词里所唱的："自悲自叹歹命人，父母本来真疼惜，让我读过几年书，毕业之后头路无，暂时来卖烧肉粽……"
所以我就赖在家中，不肯去做赚钱的工作。我若是有日本丈夫志节的话，早该切腹了。（但是，因为那个电影梦，让他坚持下来了。）
毕业快六年，一事无成，刚开始还能谈理想，三四年后，人往四十岁走，依旧如此，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理想，于是开始有些自闭。
我真的只会当导演，做其他事都不灵光。
当时我有个想法：要不然就是老天爷在开我玩笑，我就是来传宗接代的，说不定我的儿子是个天才，或者机运未到，就连叫化子都还有三年好运！每个人都有他的时运，份大份小，要是时机来了，我抓不到的话，这辈子就很窝囊。
就这样一路熬着苦等时机，当机会快来时，我已经濒临谷底，快要不行了。
谷底翻红
就在计划全部泡汤的几个月后，《推手》﹑《喜宴》的剧本在台湾得奖了，整个运势从谷底翻扬上来。当时我真不敢相信，因为过去六年都是走霉运。
许多人好奇我怎么熬过那一段心情郁闷时期。当年我没办法跟命运抗衡，但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继续从事这一行，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前去，如此而已。
经纪人当时极力捧我："你将来在美国没问题的，若有人认为你是中国人有问题，那是他们的问题。"捧到我没有抵抗力，觉得好像是真的，当然后来成真，但当时谁晓得。
关于创作
身段高的人常常拉不下脸来放胆一试，较难突破现状。我觉得人的自尊和他的知识背景有关，而创作多是本能，是打破现成观念的。
观念能分析很多东西，可是创作不是观念分析，创作是运用想像力直观地去表达一种经验，创作者本身只是作品诞生的一个工具。
真搞创作的，其实没什么高深学问。拍片实务是街头智慧，靠的是临场的机变反应。可是想法的成形，却是个复杂的有机过程。
演员偶尔就是得折腾一下，平常大家客客气气的，你看不出一个人的真正个性。有时就是要打破成规，搅和一下，常常戏剧性的情绪才出得来。
太太的支持
1986年1月，惠嘉毕业后找到工作，从伊利诺伊搬来纽约郊区同住，刚开始的半年，她真的很难过，都不想活了。不过后来她好像也想开了，家里只要过得去就好。
当华裔社区为手捧奥斯卡的李安庆功，并将他的妻子评为最佳贤内助时，林惠嘉只是很不经意地说了句
“Leave him alone”（我只是不管他）
却已将携手同行的夫妻间的互相理解一语道尽。
难怪《卧虎藏龙》在金球奖上得奖时，李安曾这样幽默地表达对妻子的感情：
“我的惊喜之情难以形容。我要感谢我强悍的太太，她是《卧虎藏龙》里除了碧眼狐狸之外所有女角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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