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那是缺吃少穿的年代。地里不高产，但床上绝对高产。特别是像我老家那一类的山村，深隐内，耕地贫瘠而稀少，加上干旱等天灾，各个队每年的粮食收成都十分有限，分到每个家庭，其口粮之少更是现在的小孩无法想象的。那时候，一家子少的五六口人，多的有十多口人，没有几家人能够吃上一顿饱饭的。特别是到了每年青黄不接的时节，忍饥挨饿那是常有的事情。然而，那时候很少听说什么癌症，死于癌症的人就更少。
那么，那时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呢？难道癌症害怕饥饿？笔者不妨带你穿越一下时空，回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雪峰山，去看看当时山民们的生活情景。
四月至五月
这时是割麦与挖土豆的季节。因为土不多，收的麦子也有限。如果年成好，土豆的收成还会过得去。
老家很少有人包饺子，也很少制包子、馒头的。麦子磨粉后，主要用于制面，另外便是制成粑，同土豆一锅煮熟后入食。
土豆可以煮食、还可蒸熟后，是这时节的主粮。土豆得好，是最激人胃口的。
高产的年份，还可将土豆制作成土豆片、贮存，以作为筹备粮。
“土豆加牛肉，共产主义生活。”只可惜，牛肉难得，所以我们一直没能过上共产主义生活，估计这一辈子是看不到了。
八月
中秋前后是收稻谷的季节。山村天气不同于平地，一年只能种一季，俗称中季稻，每年谷雨前后下种，端午节前后插秧，中秋节前后便是稻熟的日子。
风调雨顺的年分，凡是插了秧的田里都多多少少会贡献一些金黄色的谷子，但若碰上干旱的年分，有些田里便只有稀稀疏疏的一片矮小的黄苗。不管如何，这时节的梯田上，砰砰的声音会连续些日子。忙忙碌碌的身影，便分散在山村的各个角落。晒谷，入仓，分粮，都充满着希望与诱惑。为了博个好彩头，图个吉利，绝大多数人家在尝新的第一餐，都会是白花花的米饭，然后从第二餐起，白花花的米饭便会从绝大多数家庭的餐桌上消失。
九月至十月
中稻收割完后不久，便到了挖红薯的时节。
挖红薯是个好活儿，虽然辛苦，虽然同样还是公家的，但饿了时，能在地里吃现成的红薯。选一个大小适宜且个头长的，用锄头削去皮，便能吃了。刚出土的红薯，生吃起来很甘甜，在地里干活吃上一两个，谁也不会说。
挖好的红薯经队上过秤分发后，担回家，除一部分贮存在地窖里外，其它的便经过不同的加工流程制作成了口粮。
红薯饭：将红薯切成块，与大米下锅后一同煮食，米饭多了几分甜味，味道很不错，可以省些。
干红薯米粒：将红薯切粒后晒干贮存，用于与大米一同煮食。干红薯米饭是那时的主食，因为硬，吃得多了，便会掺了眼泪一块吃。
：红薯粉的加工过程比较复杂，选淀粉含量高的红薯，先用磨粉机磨成浆，再提炼出纯淀粉，将淀粉晒干，然后以淀粉制作红薯粉。手工制作的红薯粉虽然粗细不一致，但它是做合菜的主材之一。过年时节或办喜事时，将、萝卜丝、白菜干一起做成合菜，是一道很不错的菜肴。
干红薯：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干红薯。白天将红薯洗净、蒸熟。晚上睡觉前，调节好灶火的火门，把蒸熟的红薯置于自制的铁丝架上，将其挂在灶火上，第二天起来，六七成干的红薯香气四溢，保证让你口水直流。
冬月与腊月
红薯收完后，田地里并没有口粮可收了。麦种入地，要到来年春天才有麦子可收。在漫长的冬季里，大家会尽量在自留地里多种点萝卜。萝卜在八、九月下种，到十月底后便会陆续有收获了。萝卜高产，既可作菜，又可替代部分粮食。萝卜是小人参。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要医生开。”萝卜生吃、熟吃均可，既利于体内调气，又能止咳化痰、除燥生津、清凉解毒、利大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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