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这应该是《雪》的导读与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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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第一次我拿到帕慕克的《雪》，我是读不懂的。虽然我们号称文科生，学过世界历史地理，但是提到土耳其我也只能浮现一个模糊的奥斯曼帝国；瞟一眼地图我还能反应出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和达达尼尔海峡（毕竟是欧亚分界线）；玩了几年的经典即时战略游戏《帝国时代2》，我能回想起拜占庭帝国（极高的防御加成和强大的海军）；看过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我还记得穆罕默德二世和蓝色清真寺（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对很多人来说简直就是魂牵梦绕）；再就是土耳其的国宝作家奥尔罕·帕慕克了。
帕慕克的这本《雪》是一本政治小说，所以我一边读一遍慢慢补土耳其历史，这个过程有点像小火炖鸡汤，越来越馥郁，越来越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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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这篇读书笔记里，我打算先将我了解到的土耳其历史记下来。
故事发生在1992年土耳其东部省份卡尔斯省的省会城市卡尔斯（Kars，加拿大某书评作家认为帕慕克写的卡尔斯这个城市是虚构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却在维基百科上面找到了）。帕慕克将故事发生地写在这个叫Kars地方，与故事的主线“雪（土耳其语Kar）”、小说主人公卡（Ka）发生了精致重合。卡在雪之中，而雪在卡尔斯城中。
卡尔斯省在地图的红色地方（土耳其地图）：
卡尔斯
土耳其横跨欧亚大陆，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在西部，接近欧洲，曾经是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其第二大城市、首都安卡拉在中西部，位于亚洲。而卡尔斯这个城市则位于东部，与伊斯兰文明接壤。其东南部就是伊斯兰国家伊朗。20世纪七十年代发生在伊朗的革命使伊朗成为了穆斯林什叶派领导下的宗教国家，其国名全称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斯兰教被奉为国教。与土耳其相比，伊朗与其有一点是相似的，那就是在土耳其坚持宗教生活的人，和在伊朗的无神论者或异教徒，都曾被自己的祖国抛弃。
20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时任土耳其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在土耳其掀起了以学习西方社会为主要内容的世俗化改革，实行严格的政教分离。凯末尔带头穿上西装，禁止所有非神职人员穿着宗教服饰，特别是通过法律强令禁止了妇女戴头纱，缠头巾这种伊斯兰传统行为。而土耳其作为历史上长期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在1452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以东正教信仰为主的拜占庭帝国灭亡之后，就一直信奉着伊斯兰教。直到现在，土耳其98%的人依然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传统深入了社会的各个方面，这就是为什么小说开头，卡尔斯政府不允许戴头巾的女生去学校上课，而那些女生宁愿自杀也绝对不摘下头巾（当然自杀还有其他的原因）。这也是整本小说的线索，世俗政府与宗教社会在卡尔斯这个边境城市尖锐对立，强烈对撞，绝不相融。
凯末尔的改革起初是一场军事政变，现代土耳其政府就是建立在这场军事政变的基础之上，自此土耳其似乎也落入了军事政变的魔咒：由于军人掌握着实权，历史上土耳其发生了多次军事政变。《雪》中发生在卡尔斯大剧场里，由苏纳依领导的军事政变，就是在军人的支持下发动的。
由于宗教信仰自由写入宪法，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土耳其，是一个以伊斯兰教信仰为主的世俗国家。但是土耳其的伊斯兰势力极为强大，与世俗社会形成了对峙。教育学院院长因为禁止戴头巾的女生来上课，在糕点店被伊斯兰激进分子枪杀；在政变领袖苏纳依的胁迫下，“包头巾的女孩卡迪菲”承诺在舞台上摘下头巾，这引起了她的父亲图尔古特先生的担忧——伊斯兰激进分子会因为卡迪菲当众摘下头巾的行为亵渎了安拉而杀掉她；《边境城市报》的主人塞尔达尔在一份发行量只有七十多份的报纸上，将我们的主人公卡描述成一个无神论者，卡马上就意识到自己一上街可能就会被杀死……伊斯兰恐怖气氛弥漫在整个城市，但是在卡尔斯城里作祟的，却远不止伊斯兰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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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末尔革命虽然解放了土耳其社会，但是却有着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土耳其人在改革中获得了最高地位，而同样生活在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以及其他民族（如亚美尼亚人，曾经土耳其就发生过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则被忽视。库尔德是土耳其的第二大民族，为争取自己的权利，历史上的库尔德工人党在1970年成立，作为一支独立武装力量，他们既反对伊斯兰宗教主义，又与西方民主共和思潮对立，以游击战为主要的形式与政府和穆斯林对立。库尔德工人党企图分裂土耳其东部地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书中的“繁荣党”领袖穆赫塔尔就是库尔德人，《雪》中，卡尔斯地区的库尔德人占到了40%，繁荣党在卡尔斯的选举几乎就要获得胜利，而政府是不允许这种胜利出现的。
除了伊斯兰激进分子和库尔德极端民族主义之外，让卡尔斯这个城市愈发不安，充满威胁的，还有无孔不入的来自政府的密探。密探知道关于这个城市的一切，因此书中卡要见“神蓝”，就要躲进马车，逃避密探的追踪。这有一点像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描写的那样，处处都有密探，处处都被监听，你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监视。奥威尔的小说只是想象，而《雪》反映的却是当时真是的土耳其。
凯末尔的革命在历史上的评价通常是积极的，是带领横跨欧亚的土耳其进入现代化的第一步。几乎所有的支持者都认为，土耳其传统的伊斯兰社会极大阻碍了民主的实现，与现代进步的潮流背道而驰。凯末尔是军人出身，有军方强大的背景作为支持，进行的强权改革核心就是全盘西化，为土耳其接收现代思潮打开了窗口。凯末尔全盘西化的改革思维被称为“阿塔图尔克主义”，它的推行并不顺利，在土耳其一方面广为传播，另一方面受到强烈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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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奥尔罕·帕慕克的《雪》，发生在1992年冬天大雪封城的四天故事里，土耳其东部城市卡尔斯却依然在凯末尔改革的六十年后，上演着宗教社会与世俗化的冲突。
土耳其东方是伊斯兰世界，西方是基督教世界，伊斯兰文明与欧洲文明的碰撞，早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就已经开始。《我的名字叫红》是帕慕克获得诺奖的小说，在这本小说里，帕慕克在描述一个谋杀案的同时，精致而美妙地反映了欧洲尤其是法国的肖像画对于传统伊斯兰艺术——奥斯曼细密画的强烈冲击。这种矛盾一直到现在都依然存在。
我觉得在大多数非穆斯林人眼里，伊斯兰世界似乎十分神秘。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由来已久，由于信仰、领土和政治的原因，从中世纪开始西方世界就将穆斯林渲染为仇敌、激进分子和低等的人，这种背后由历史原因驱使的观念一直影响到现代。近代以来，由于西方迅速崛起，西方思潮传播速度明显优于伊斯兰世界，我们接收到的关于伊斯兰世界的印象、概念都源于西方，因而我们了解到的伊斯兰，与真实的伊斯兰可能相距甚远。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当今世界伊斯兰教确实更有攻击性，更令人生畏，伊斯兰教不仅与异教徒频繁战争，其内部也相互征伐。单说恐怖分子大多数都是穆斯林这一点，就已经可以证明。这又牵涉到原教旨主义和穆斯林兄弟会（其实就是在现代化的包裹之下，西方文明呈现的强大生命力让伊斯兰世界不得不低头），以至于穆斯林中产生的激进分子远多于其他的宗教。对于非穆斯林来说，这些都给伊斯兰教蒙上了一层阴影，成为了隐藏在心中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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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作为记录九十年代土耳其社会真实境况的小说，穆斯林激进分子身上的恐怖气氛也毫无保留地凸显出来。例如一个年轻穆斯林质问教育学院院长为何不允许女生戴头巾（十几分钟后教育学院院长死在了其枪下），院长说：
“古兰经还说要砍掉小偷的手，可是咱们政府并没这么做，你对此为什么不反对呢？”
“您回答得非常好，先生，让我吻您的手。但小偷的手和女人们的尊严能是一样的事情吗？据美国黑人穆斯林学者玛尔文·金教授所做的统计，在戴头巾的穆斯林国家里，强奸案件几乎没有，性骚扰也很少碰到，因为穿长袍、戴头巾的妇女们的衣着就告诉男人们：‘请不要骚扰我。’先生，能问一个问题吗：我们让那些戴头巾的妇女受不到教育，把她们排除在社会之外，而让那些暴露着头发的妇女成为主流，我们这样做是不是想效仿欧洲的性革命，让妇女们廉价出卖自己的贞操，而让我们自己——请原谅——成为皮条客？”
毫无疑问，杀掉院长的穆斯林是一个激进的罪犯，而他的思维可能也代表着大多数穆斯林男子的思维，这种将强奸案件发生的所有责任推到女性身上的思维，与现代平等人权与女权主义确实相距甚远。伊斯兰教尊崇的原始教义，也使其宗教一直处于落后的状态。在卡尔斯城里有一位伊斯兰教长，穆赫塔尔喜欢写诗，但是面对传统的教长却无从释怀，穆赫塔尔也曾对卡直言他的苦恼，而这些苦恼甚至侵蚀到他的信仰：
我遭遇到的不公和我的愤怒开始毒害伊斯兰教带给我的幸福。在清真寺里做礼拜时，我老是想着法赫尔，我还是不幸福。一天夜里，我决心把我的苦恼告诉教长，可他不明白什么是现代诗，不知道勒内·夏尔，不理解一分为二的句子，不知道马拉美和朱伯尔，不知道空的诗行所表现的沉默的含义。
包括文学和艺术在内，文明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但是宗教在科学面前沉默和回复原始教义的选择使其呈现出蒙昧和落后。卡，作为一个无神论者，对于伊斯兰的看法则直接揭示了伊斯兰教存在的问题。
“对不起，来这儿之前我喝了酒，”他又说了一遍，“我现在感到一种罪过，因为我从来没有相信过安拉，我认为安拉是属于没受过教育的人的，是属于那些盖着头的大婶和那些拿着念珠的大叔的，是属于那些穷人们的。我没有信仰的一个原因就是狂妄。但现在我想相信是安拉在下着外面这场美丽的雪。有一个安拉专注于世界上隐含着的对称，‘他’，会使人类更加文明，更加有修养。”
我觉得帕慕克对于伊斯兰国家所身处的贫困与落后深有了解，因此才能写出这样的观点。与此类似的，在书中，宗教学校学生奈吉甫说伊斯坦布尔上流社会是不信仰安拉的，他们自认为自己比自己国家的民众高贵；而戴头巾的女孩卡迪菲也说，稍稍忍受过苦难的无神论者，都无法忍受长期没有信仰，而最终都会变成有信仰的人。从这些句子里就可以看出，帕慕克对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产生有详尽的调查和深刻的理解。毫无疑问，宗教极端主义的诞生就是因为国家在历史上饱受压迫，又常年受到贫困和苦难的摧残，西方文明的入侵又极大地摧毁了穆斯林的民族自信，极端主义就在这样的土壤上自然孕育起来了。
通常，一个软弱的人，会用极端的手段来让别人来害怕他。这恐怕是极端宗教分子的内心真实写照。他们内心深处是软弱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整个民族软弱了，落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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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读过《雪》，我又深深地觉得发生在土耳其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不仅仅是由于民族的困苦所造成的。凯末尔革命全盘西化的思想也毋庸置疑应当负起一部分责任。社会生活的全盘西化势必激起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反弹，阿塔图尔克主义在我看来，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称为是阿塔图尔克激进主义。政府强行推行世俗化，那么信仰伊斯兰教的民众反抗政府的最好行为自然是宗教化。正如卡迪菲这一段所说的：
她们的父母就是这样教育她们的，甚至开设宗教课程的政府也曾是支持她们的。多年来他们对姑娘们说，‘把你们的头盖住’，突然又对她们说，‘露出头发，政府要求这样’。我也纯粹是出于政治上对她们的支持才包住头的。我对自己的做法既感到害怕，又觉得好笑。可能想起自己是一个受政府压迫的无神论者反对派的女儿，我去那儿的时时候，坚信自己只是在一天时间里会这样做，多年后像个笑话似的把这当成一个可爱的政治记忆，一种‘自由的姿态’。但政府、警察和当地的报纸来势汹汹，我没能享受到这一事件中可笑和‘轻松’的一面，也无法从这件事中脱身出来。
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是政府的偷懒。政府并没有区分哪些是宗教极端分子，哪些是单纯反对政府的人。一些仅仅单纯是反对政府的人，不过是将包头巾视为反抗的一种标志，就如同当今中国的静坐示威一样，不幸的是包头巾却带着浓烈的宗教色彩，在政府毫无区分的政策下，被一概打入了伊斯兰反对派。
而打着民主的旗帜，实际上破坏民主的军方同样也是罪魁祸首。在卡尔斯发生的舞台革命，目的就是阻止宗教分子和库尔德民族主义分子赢得地方选举。在大雪封城后的第四天，通往外面的道路即将连通的最后一刻，军方甚至不由分说杀掉了伊斯兰领袖“神蓝”。无论从依珮珂对于“神蓝”的描述来看，还是对于军方最后行动的时候邻居的证词来看，“神蓝”都不会是策划了市长谋杀案和院长谋杀的人。他绝非激进主义分子，而是传统的伊斯兰教徒，可是就连这样的人都无法逃避军方的追杀，世俗化潮流已经不给予宗教一点点呼吸的空间。
总的来说，在我看来，卡尔斯的贫困落后与伊斯兰教的激进主义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其自身，土耳其政府对于宗教信仰的态度是认为其愚昧而落后，也造成了教徒情感的极大受挫。加上各自两不相让的态度，这一地区形势就更为错综复杂。回到卡最先来到卡尔斯城的原因之一——调查自杀的戴头巾女孩自杀真相，卡迪菲是这样说的：
“卡尔斯的一些年轻女孩 因为她们不能如自己所愿戴上头巾而自杀。伟大的真主是公平的，他会看到她们遭受的痛苦的。我的心中有对真主的爱，但在这卡尔斯城里却没有我的立足之地，所以我也会像她们一样结束自己的生命。”
所以，我觉得世俗社会对于伊斯兰教缺乏基本的理解，包括我们这些并未深入接触伊斯兰文明的人。但是无论如何，我相信现代化和民主的脚步是不可抵挡的，卡尔斯城里也有着这样的人在为宗教和世俗化各自坐着不懈努力。现在的土耳其，也正向着这个方向在不断试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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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卡来到卡尔斯的另一个原因——向依珮珂表白并带她回法兰克福，也是小说的主线。我不止一次钦佩于帕慕克对于卡那种陷入恋爱的心情的描写，细细琢磨起来真如身临其境，虽然看起来荒谬却又那么符合常理。奥尔罕·帕慕克还将自己作为独立的角色写进了小说之中，给整个小说的叙事结构架起了巧妙的框架。
卡时而睡过去，时而做着梦，梦见自己在暑期的天堂里奔跑，梦见自己不会死，梦见自己在往下坠的飞机上吃一个永远也吃不完的苹果，时而又感受着伊珮珂温暖、苹果般芬芳的皮肤醒来。借着窗外的雪光，他从近处看着伊珮珂的眼睛，这才发现原来伊珮珂还醒着，她也正在静静地看着自己，他觉得他们俩就像是并肩躺在浅水里休息的两条鲸鱼一样，相拥着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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