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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17日晚8时，十集大型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在央视综合频道（CCTV-1）播出。作为开篇第一集的《时代之问》，理所当然地要为这一系列片率先定基调、定方向。从内容看，整个解说词称得上是格局庞大、体系深邃、叙事恢弘，对后续部分将起到提纲挈领之作用。
纵观《时代之问》，虽然截取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领导集体在现代化中国之路上（关于现代化中国之路的分析，可以参见我的文章“作为一种隐喻的元旦：现代化中国之路的“元旦策略”（政经策论元旦致辞）”）的新探索，然而，要想真正理解这一“时代之问”，以及“时代之问”背后的画外音，就应该站在更为宽阔的现代化中国之路的宏大背景中去。
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始，特别是到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在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全面陷入困境的“中央帝国”，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即，中国的前途在哪儿？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让中国重新看到希望？谁才能带领中国走向新生？
从历史维度看，自1840年来以来困扰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就是“现代化中国之路”。这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断代史片段的时代之问，而是贯穿于近现代中国的整个民族之问。
问题是简洁的，然而，寻找问题的答案却是那么复杂。在试错式的寻路之旅中，几乎每一个进展，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从辛亥革命到中间道路，每一个尝试，犹如昙花一现，在带给人们短暂希望之后，又恶狠狠地重新把心怀希望的人们，重新扔进了绝望的深渊中去。
这种试错→ 失败→ 再试错→ 再失败的循环，直到一个新的政党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才有了根本改观。
当然，作为一个以西方舶来理论为指导的本土化政党组织，在探索现代化中国之路的旅途中，也并非一帆风顺：无论是在革命阶段的早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阶段，抑或在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后，都会出现各种各样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新问题新挑战。
舶来理论与本土实践，需要在相互碰撞中，才能融入彼此的血脉，并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在推动理论与实践融合的现代化中国之路实践中，在这一新型政党组织的历史上，先后出现了三位具有总设计师属性的伟人，分别是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和新一代领导核心习近平。
作为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主席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从历史的角色与贡献上看，实质上是完成了对“现代化中国之路”的第一次总体性设计：不仅设计了现代化中国之路的国家性质、组织形态与核心使命，而且赋予了其所处历史阶段上现代化中国之路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作为一位跨越了革命与建设双重阶段的总设计师，毛泽东主席因时因地制宜，分别设计出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建设的行动方案与路线图。在革命阶段，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等科学、高效、符合实际的现代化中国之路。
在建设阶段，面对全新的社会主义事业，在汲取苏联经验与中国实际的基础上，为新中国提出了以赶超型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之路，并在行动策略上，提出了“公有化优先”、“重工业优先”、“城市优先”、“生产优先”的总体方案。从实践上看，这一极具针对性、时代性的中国初次现代化的设计方案，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就，不仅为中国的工业化之路完成了初步积累，也为中国的工业化之路奠定了未来发展之根基。可以说，作为集中国革命与建设探索者为一体的总设计师，毛泽东主席的贡献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当然，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无论是在革命还是在建设过程中，相关设计方案在行动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差，其中，特别是在建设中，由于偏离了原有设计方案的轨道，还留下了极其严重的历史遗憾。
毋庸置疑，邓小平同志是现代化中国之路进入改革开放阶段的总设计师，也是“第二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开篇者。当然，今日之人们，也习惯于把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桂冠赋予邓小平同志。对于这一称呼，邓公当之无愧。然而，当我们从现代化中国之路的历史轴线上进行观察时，却可以发现，邓公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现代化中国之路的第二位总设计师。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现代化中国之路的第二位总设计师，邓公最大的贡献，就是为现代化中国之路进行重新定调与定向，让改革与开放，成为新阶段中国的世界名片。围绕着改革开放的总使命，邓公又设计出了基于这一目标下的主要方法论，包括：“既要自力更生，又要艰苦奋斗”、“摸着石头过河”、“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著名论断，为现代化中国之路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坐标与航向。
当改革开放事业即将进入不惑之年时，主导改革的逻辑及其推力，也在发生变化。新的时代新的使命，呼唤新的改革开放总体设计方案。正是在此基础上，关于改革的话语，从“改革”推进到了“全面深化改革”。为何要“全面深化改革”，又如何“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坐标与航向又是什么？这些都是进入深水区、攻坚期的新改革，迫切需要一位总设计师角色的人来作出回答。
如果检视现状，我们就可以发现，事实上，在这个关于改革开放的新政治经济周期中，新一代领导核心已经对这些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作出了系统化的论述与阐释，这也是昨天十集政论片《将改革进行到底》之“时代之问”的主题。正如7月15号《党建研究》刊文所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新一代领导核心，其一系列关于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构想，在性质上，就是一个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总设计方案”，而其设计者——习近平同志，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总设计师”。如果放在现代化中国之路的历史轴线维度上进行观察，那么，他就是第三位具有总设计师性质的一位政治家。
作为现代化中国之路第三位具有总设计师性质的政治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总设计师”，其直面的是百年不遇的全球大变局，在此情况下，要回答的是，中国如何更好地走向未来的问题。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设计师”，其为新阶段现代化中国之路设置的目标在新一届中央最高领导层的首次公开集体亮相会上得到了阐述，这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四天之后的参观“复兴之路”展览上，这一目标进一步明确化为“中国梦”。
围绕着实现“中国梦”这一阶段性最高目标，在新版“南巡之路”的深圳站上，新一代领导核心指出，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就是“改革开放”，并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围绕着“全面深化改革”，新一代领导核心明确指出，在中国“往哪儿改”的问题上，不能有丝毫含糊。这实质就是为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定基调、定方向。
为确保“往哪儿改”的方向不出问题，在本轮全面深化改革中，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术语，即，“顶层设计”。借助于更高层级、更强有力的领导“中枢”，为全面深化改革保驾护航。在此基础上，新一代领导核心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即，要正确处理五大关系：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从近年来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全面深化改革行动轨迹来看，其主要特征为，一旦改革的“顶层设计”被确立，那么，改革的行动方案就进入了模块化阶段。在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下，各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基本上都要围绕着总目标，领取各自分解任务。各类具体领域的改革，纷纷进入模块化阶段，在履行规定动作的基础上，只能有限增减自选动作。
“策以经世，论以明理”。面向时代、面向问题、面向未来的策论，始终是历代知识分子家国情怀中的核心关切。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当代中国，更是为策论工作者提供了极为开阔的舞台。本公号秉持中国立场，基于个人兴趣与能力，从策论角度，诊断时代问题，剖析中国利益，呈现中国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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