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挚专一是巴金与萧珊

      我是李尧棠，如果你对“李尧棠”这个名字不熟悉，那么“巴金”，你想必是听过的。

真挚专一是巴金与萧珊

        我曾说过“我看不惯那种单凭个人兴趣、爱好或者冲动，见一个爱一个，见一个换一个的做法……多多想到自己的责任，应该知道怎样控制感情。”冰心她也曾说过“巴金的可贵之处，就是他对恋爱和婚姻态度上的严肃和专一。”我也用我的一生来践行我的信念。

        在三十二岁的时候已经在文学创作和翻译两方面小有名声了。长篇小说《家》不仅唤醒了年青一代对幸福爱情和美好生活的追求，也让更多的女性对我展开了书信追求。

      我收到过许多书信。那天，我拆来了一封长信。突然，一张女孩子的照片掉了出来。很是诧异，捡起来一看，这女孩剪着一头短发，额前还覆盖着刘海，她头上戴着花边草帽，身着白衣黑裙，一脸天真稚气的笑容。下意识地翻开背面，上面写着“给我敬爱的先生留个纪念，一个十几岁的女孩，1936.8。”笑了一下，便把这封信收了起来。

真挚专一是巴金与萧珊

        后来，这个女生的来信越来越多。她的笔迹娟秀，言辞并不是很多，落款总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她的信，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通信了大半年之久，却也没见过面。她就是萧珊，我实在想不到我的后半生会和她在一起。

        一次，萧珊在信中写道“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希望李先生能答应我的请求……”她实在是个心细的女孩。她在信中不仅约了时间、地点，还夹着一张她的照片。显然，她是担心我认错人而闹笑话。

        按信中约定，我来到了新亚饭店。选了间靠近楼梯的包厢，要了杯茶慢慢品着。一会儿，一位梳着学生头、身着校服的女生出现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像熟人一样欢快地叫起来“哎呀，李先生，您早来啦！”她真活泼。我谦逊地一笑“哎，你也早啊！”没等我招呼，她便自己在对面坐了下来。她的快活，让不善言辞的我少了很多拘束。这一次，我知道了她的名字陈蕴珍。这时，她还不叫苏珊。后来我知道萧珊这个名字是她读西南联大时取的。

        她说她不愿我把她看做小孩，可看着她稚气未脱的样子，我只觉有趣，真是个烂漫的孩子。

        原来，她这次请求见我，是有缘由的。她的父亲，不允许她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她想要离开这个古板的家庭，去闯荡江湖。我劝她“多读书，多思考，再行动。”语重心长的话语打消了她离家的念头，也让我俩的心靠近了。

        “新亚”见面后，她常给我来信。她说忘不了从我这里得到的勇气。我又何尝能忘记她给我带来的欢快。可我给她复信，也只是称她为小友。

        我一直避免把她当作“另一半”的设想。可命运还是把我们俩不断推近。1936年底，朋友马宗融要到桂林去半年，家中无人照料，请我帮忙照看居所。这段时间，她常来看我，渐渐地她开始关心我的起居生活。这段日子，我感受到了生活的另一面，丰富多彩、诗情画意。因为那时的我忙着赶文章、看资料、回读者信件、看校样、读稿、改稿，真的是忙。

        可我还是只能把她看成小朋友。

        直到那天，她来到我在霞飞路霞飞坊的住处。

        那天，她是高兴着来的。却是哭着下楼梯的。同院的朋友问他“李先生欺负你了。”她不好意思地答道“我爸爸让我嫁给一个有钱人。我来请他决定，他却说，这件事情由你自己考虑决定。”其实，她下楼后，我心就慌了。我对自己说给自己一次机会。于是我下楼追她，解释“我是说她还小，一旦考虑不成熟，会悔恨终身的。将来她长大了，有主见了，成熟了，还愿意要我这个老头子，那我就和她生活在一起。”终于说出来了，我的顾虑。她没迟疑，更加坚定了她追求爱情的决心。

        我和她订婚了。我们像朋友一样生活在一起。在她来广州看我的时候，我们同住在出版社里，各有各的房间。我工作时，她便料理杂事。我们一同上街、一同吃饭。

        此后，我们辗转来到桂林。这时，正值日军进攻广州。一路上我们换船、等船、防敌击、躲警报，整整九天，颠沛流离。几个月后，她考入昆明西南联大。她读书，我工作。这期间，她担心我只顾忘我地工作，不顾吃饭、休息，便一封接一封地写信，关心我的身体。

        我和她说，再等我一年。她很乖，没提任何异议。她这么善解人意，自是知道我身后有一个大家庭。这一年里，我拼命地写书、译书、编书，终于侄儿、侄女的学费有了，结婚的费用也有了。

        1944年，我们决定结婚。从相识到结婚，已过去八年了。这八年，我们在连天的烽火中离散过，却都又相聚。天南地北，两情相依。我没什么准备的，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甚至连婚房也是借朋友的。我只是委托弟弟以双方家长的名义，向亲友印发了一张旅行结婚的通知。

        一周后，我们去贵阳郊外的“花溪小憩”度蜜月。那时我们依偎着坐在长长的藤椅上，她向我提出条件:以后不准再叫我小女孩了。她说，她是我的妻了。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活动日渐增多，十分繁忙。家里，全靠着她操持。我感激她给的帮助、对我的理解。即使在最繁忙的时候，也不忘给她写信。我们由信相识，这信总能给她温馨。

        文化大革命时，我遭了不少罪。我知道，她作为我的妻，必定替我承受了不少。可她从不说。她被关进“牛棚”，挂上“牛鬼蛇神”的纸牌，被派去扫大街，受不明事理的人辱骂、折磨。甚至还被红卫兵的铜头皮带打过。她一直默默忍受。我却很自责，是我的写作，害苦了她。

        1972年六月初，我从干校回来。这时，她已卧床不起有些时日了。我回来，她的脸上才露出笑容。她的病越来越重，看门诊、急诊，都弄不清是什么病，我要求延长假期，“工宣队”并不批准，只是说“留在家里，对改造不利。”她也劝我回去，幸得儿子小棠回来，我才稍放下心来回到干校。

        七月中旬，托人想了不少办法，终于给她拍了两次X光片，才查出她患的是肠癌。后来，在亲戚的帮助下，住进了中山医院。这时，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肝部。在这种情况下，我才获准留家照顾妻子。我每天都去陪她。

        八月八日，她进手术室开刀。术前，平生第一次她对我说“看来，我们要分别了！”我轻轻捂住她的嘴，低下了头，两人的泪水却相互交融。术后，我守在床榻前，她努力克制疼痛，不叫不喊，从不抱怨什么，甚至还担心输血太多和开氧气筒太多付不起药费。悲痛至极，多想一切照我的头打下来。

        术后第五天，我在家中突然接到传呼电话，说她走了。全家人赶到医院。她的尸体已用白床罩包好，我隔着白布拍着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轻轻拍着。为了避免家破人亡，一向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结果呢？比自己小十三岁的妻还是受尽迫害，忍辱死去！

        她死后，她的骨灰我一直放在卧室里，床头也总是放着她的译作。我总也忘不了她，我写《怀念萧珊》、《再忆萧珊》、《一双美丽的眼睛》，很沉静。我就是怀念她。

        “等我永远闭上眼睛，就把我的骨灰同她的掺和在一起。”萧珊，这是我最后能为你做的。这样，我们必能在另一个世界相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