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法三章是胡絜青与舒庆春

        我是胡絜青，满族人。喜爱文艺、嗜爱书画。说起我，你们可能不怎么熟悉。可我的丈夫舍予，你们该是熟悉的。

约法三章是胡絜青与舒庆春 约法三章是胡絜青与舒庆春

        我和舍予的结合，离不开母亲与罗常培先生的周密计划。

        我是满族正红旗人，父亲在旗里做参领，也算是个小官，家里也还富足。我自幼好强，不愿做少奶奶，便向母亲要求上学。母亲虽犹豫，终究拗不过我，便答应了，但却让我起誓“在校园里，不准交男朋友，不准跟男同学说话。”只要能上学，我什么都可以答应。就这样，我先后在北京师范学校女子分校和北师大就读。在北师大求学的六年来，我一个男同学都不认识，因为我信奉答应了的事情一定要做到！

        转眼，我已二十六了。母亲可急坏了，因我还在北师大读书，母亲怕我因这学业而耽误了终身大事。母亲曾和我说过，我都已正上学，不急谈婚论嫁给推辞掉了。

        我自是不急，可母亲急。逢人便唠叨我的婚事。一日， 哥哥的朋友罗常培先生到家里来玩，母亲见了他，也不免地唠叨起我的婚事。罗常培先生和舍予打小就在一起，正好此时舒予刚从伦敦回国。此时的舒予已是著有《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等作品的作家了。母亲听了很是欢喜，竟还有这么一个乘龙快婿。便在心里拿定了主意，可母亲也知道我是女大学生、是新女性，不能直接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我。于是，她便和罗常培先生商量了一个周密的计划。

        1930年，机缘巧合之下，我和舍予初次见面。这一年初春，北师大音乐老师带着我来到白涤洲家中，请舍予为北师大演讲。此次见面，我的目的单纯，也没那方面想。

        此后，白涤洲、罗常培和董鲁安三人轮流请客，在家吃便饭，可客人只有我和舍予。后来，我才知道，这三人是在为我和舍友创造晤面、交谈、了解和增进感情的机会与条件。随着见面次数的增多，我们彼此间的感情日益加深，却也没有更进一步。直到那年冬天……

        在济南放寒假时，舍予给我寄了一封长信，密密麻麻写了几大张纸，详细介绍了他的出身。他也是满族正红旗人，生于北京西城小羊圈儿胡同的贫困家庭。他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因父亲早逝，他的求学之路异常坎坷。从私塾、小学到中学，他数进数出。赖母亲的咬牙坚持和好心人的资助，他才得以进入北京师范学院。说了自己的身世，他还不忘说说我和她般配在哪些地方呢！什么两个人都好学，他肚子里也有不少东西，两个人有共同语言，能生活到一起。我自是知道，他这是想让我动心来着。最后他和我约法三章:一是能受苦；而是能吃苦，学一门专长。三是不吵架。此后，他一天来一封信，连续写了一百多封。

        济南与北平间频繁的鱼雁往还，让我们两个的心走得更近了。

        1930年四月，罗莘田先生找到了我，他对我说舍予很高兴这门亲事，如果我也同意，便把准备好的礼物送来。当着二哥朋友的面，我并没有像寻常女子那样脸红，大方地说道“我也同意。”于是，舍予托罗莘田送来了戒指、两个双鱼银瓶、一个大银盾，另外还有一最宝贵的——舍予穿戴整齐的八寸大照片一张，下面写着娟秀俊美的四个正楷字“絜青爱存”。

        1931年，我一毕业，便举行了婚礼。舍予原是想举办一个全新的文明婚礼，但无奈双方父母坚持保留旧俗。最后只得折中，既有磕头、拜堂、鞠躬这些老礼，也有证婚人宣布婚姻等新礼。

        客人全都走后，我和舍予相拥来到了临时的婚房——灯市口环瀛饭店。四目对视，舍予对我说“以后你看我不吭声，不要怀疑我对你有意见。我只是在构思小说。”我当下表示，那样的时刻绝不打扰他。三十五年来，我一直恪守这个约定，我们从未红过脸。

        婚后半个月，我便随着舍予来到了济南。他继续做他的教授，我也在一家中学里教书，日子虽清贫但却非常和谐。

        日子本也过得平稳、舒坦，可日本的铁蹄踏起了舍予的爱国情怀。我不愿他每日在家里愁苦不堪，便支持他赴重庆投入抗日的洪流。那时是1937年，我们已有三个孩子。

        他离开不久，我便回了北平娘家。虽一直想南下到重庆与他会和，可为了照顾舍予的母亲，我迟迟没有动身。

        1942年夏，舍予的母亲去世了。我想这一次我可以没有后顾地南下了。可这时，从北平到重庆的广大地域已全被日军占领。战火纷飞，带着三个孩子南下，又谈何容易。可我选择了舍予，必定要走一条坎坷的路。

          打定主意后，给舍予写了封信。不久，他回信说“我在重庆只是挣点稿费维持生活，你们若来需自备衣服和日用品，我无法预备。”收到回信，我只知道我不能拖累他，其他的我不愿多想，也没空多想。我连夜做了五床大被子，在舍予的挚友老向的帮助下，历时五十天的奔波磨难，终于舍予团聚了。

        这一路，困顿我的不是身体上的辛劳，而是精神上的压抑、人格上的侮辱。我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种种罪行。一路，经过无数次的盘问、危险、空袭，终于在十月来到了重庆。

        到了重庆，我才知道老向是自己过来接我们娘四个的，没和舍予商量。当他派人到郊区北碚去问舍予要不要和妻子儿女马上团聚时，他吃馄饨的手抖了一下，但他立刻恢复平静说道“既来了，就让他们过来吧。”见到他之后，我不敢多问什么。因为我记得我们约法三章的第三条时不能吵架。很快，舍予他为我在国立编译馆找了份临时差事。

      报纸刊登了我来到重庆的消息。不少朋友前来看望。他们的家人大都在北平，于是他们迫不及待打听北平的消息。我一遍一遍地讲述着，日本兵的为所欲为、横行霸道、烧杀抢掠……舍予他总是抽着咽，沉默着。一日，他忽然对我说要写一部一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就是建立在真实故事的陈述，与我所给的灵感之中的。

        舍予没写完一章，我就把底稿抄一遍，舍予再进行修改，改好后我再抄，如此反反复复。一篇篇稿纸，字里行间都是我们二人的伉俪情深。

        舍予他最爱喝茶。他少年时居住的小胡同口有一个茶馆。每日上学，必经此处。放学后，他也常到茶馆里听书。后来，他到重庆时，也常去茶叶铺坐，一坐就是大半天。那时是抗日战争时期，茶馆的楼上也大都贴着“莫谈国事”的条子。后来据此，他写了《茶馆》。

        我们夫妻二人最高兴的事就是品茶、赏菊。在居室窗台上，我总爱摆上几盆形色俱佳的菊花。每当菊花千姿百态、香飘四溢时，我们总会把亲朋好友请到家中，边赏花、边品茶。

        舍予一生写了很多歌颂党和新社会的诗文，可就是这些诗文，也没能在“文革”爆发时，救他。

        1966年八月，舍予跟往常一样要去北京市文联上班。临走，他问我“今天是红卫兵帮助我们文联搞斗批改，你看我参不参加？”我知我劝不住他，可还是说“没通知你，就别参加。”他只说了句“这是场触及每个人灵魂的大革命，我怎能不参加？”就走了。

        他是站着走出去的，却是躺着抬回来的。

        他被红卫兵批斗，打得皮开肉绽，走不动路，被拖到了附近的派出所。我前去找他时，看他身着血衣，躺在地上。他用双手紧紧握住我的，久久没有分开。我们也只是互相看着，没说一句话。

        不久，他恢复了点精神，便对我说“你睡你的，我该休息了。”我没再说什么，只是在离开舍予的卧室时，把房间里的剪刀、裁纸刀等利器带出门外。

        第二天一早，我为他换衣服、清洗伤口，劝他别再出去。可他还是走了，走了。

        我得知他沉湖的消息时，已过了整整一天。我急急忙忙赶到湖边，只看他浮肿的脸上沾满血迹，颈上、胸上伤痕累累。听说，当时湖面上还漂着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张纸纸片。有人捞上来看过，是手抄的毛主席诗词。

        我呆呆地看着他的尸体。经人提醒，才想起去找车。来到八宝山，工作人员却和我说舍予是“反革命分子”，火化后不能留骨灰，并让我马上就走。我再最后看了他一眼。明明早上，还和孙子说再见的人，明明早上还紧紧握着我的手的人……

        周总理得知此事后，颇为震惊。他派人向我表示慰问，可这些又有什么用呢？他走了，已经走了。他是死于太平湖的第一人，可是八月底那条湖就已经死了上百人了。

        1978年6月30日，对我来说是极为不平常的。北京市及全国文艺界的朋友来为舍予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我还记得，那天邓颖超来得很早，她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恩来若还在，他会第一个来。”

        舍予，这下你不屈的灵魂得到告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