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严重依赖导航的今天，其实有一部分是心理上潜意识的不自信作祟。故城于我，像初生婴儿听到母亲心跳一般。我曾经说过，你若说出任何一条浦西的路名，我基本上都知道它属于哪个区，要怎么过去，经过哪些路，仿佛脑中有一幅地图。当然这仅限于旧城区的驾车线路。
这种司空见惯的熟悉，已经刻入脑海中。就拿我居住了几十年的虹口区来说，尤其是家附近方圆几公里的各条马路，我闭着眼睛也能摸到哪是哪。独自忆起，便有一种淡淡的情愫绕上心头。虽然改造声浪一波又一波，改建工程一茬又一茬，但其细微之处显现的韵味，即使在一些整修和改建之后，仍然慢慢地回渗出来。
这应该算是一种文化的沉淀。
然而，我对于此，却是陌生的。如果不是年前听到一位年轻的作家提及虹口的前生，我竟还不知道自己的粗糙和肤浅。我从未有作家那般细致的考据和访问，让上海的建筑、房屋、外墙内饰甚至一砖一瓦，都似乎开口向你诉说曾经的故事、曾经的人，由此牵出历时近百年的，不可磨灭的经历和变迁。尤其是居住于此的人，本身就是历史人文的一部分，和时代一同经历，一起传承。
自1843年上海开埠以来，以其天然不冻港口的卓越条件，吸引了英国和美国来上海建立租界，从而能够最先参与其在东方的资本投资和世界贸易。在十九世纪中叶，虹口区（此正式命名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确定的，明朝时期称为“洪口”）已经初步形成了华洋混杂的生活局面。但一百多年前市区的虹口根本没有今天这么大的地界。洋人比较多集中在虹口老街的区域附近，就是现在的东汉阳路（原名东汉璧礼路）与东余杭路（原名东有恒路）、吴淞路和峨嵋路（原名密勒路）附近。
据《虹口志》记载，当年的虹口老街近百米的街道，已经商铺林立。后来工部局又在那附近建了曾经非常著名的三角地菜市场，而我曾经就读的中学，就在那短短的南浔路上。那个时候，我每天沿着四川北路（原名北四川路），这条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仅次于南京路（大马路）和福州路（四马路）的第三条商业大街，由北向南走，一路上会经过武进路（原名老靶子路）、海宁路、昆山路，然后在武昌路左拐，又一路往东，经过乍浦路，最后，到达目的地。在当时算是英美公共租界，我就读的学校前身是圣芳济教会学校。
而每天都经过的昆山路景灵堂，竟不知它有一段历史钩沉的来历，虽然多年之前进去过几次。教堂的建成是为了表达对曾经在昆山路建立中西学堂的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先生的景仰。林先生二十四岁就远渡重洋，一路碾转来到上海。与直接的布道不同，他认为教育才为一国首要之机，他创办了中西学堂，致力于教育和传播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后来学堂并入苏州的东吴大学。他还创办了《万国公报》，受到谭嗣同、梁启超等革新人士的赞赏。林先生在华四十七年，成绩卓著，被清朝政府封官五品。他于1907年在上海去世，为了纪念这位几乎为中国文化和教育事业贡献一生的传教士，1924年在上海昆山路（中西学堂原址）建起了一座基督教堂以纪念他，原来名为“景林堂”，后修建才改成“景灵堂”。
记得中学英语老师讲课时提起过矗立在外滩边上的上海大厦（原名：百老汇大厦），曾经算是沪上数一数二的高楼，先是英美洋行办事处，解放后一度成为市政府统战办公室，现在成为酒店。紧挨它东南面的外白渡桥（有150多年的历史，曾经命名为“威尔斯桥”）经过三次的修葺改造，才展现出漂亮又复古的黑色钢铁大桥身姿，成为上海的地标性景观。首次来上海的人，都要在此摄下一帧相片以作留念。
而同样是河道的九龙路与沙泾路交汇处的1933老场坊，这座远东有名的最大屠宰场，我也是在十年前刚刚去过，那些弯弯绕绕的呈几何形的廊道和水泥柱子，吸引了无数的摄影师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再现它今世的华丽转身。当然在它被重新包装成文化时尚地之前，大约沉寂了很多年，似乎要被人们匆忙的脚步略过而遗忘了。
不远处儿时常去的解放剧场（乍浦路上，原名东和馆剧场），竟是中国首届文代会召开的地方，那是1950年7月，夏衍邀请了张爱玲参加，一同到会的还有周而复、赵家璧、平襟亚等知名作家，陈毅市长作了报告。当年在一片灰蓝的中山装和黄绿军装当中，独张爱玲穿了旗袍，显得十分落落孤立。一年后，她去了香港，后又到美国定居，直至故去，就没有再回中国。令人唏嘘。
我最熟悉的当数横浜桥了，近一百年前，这里是日本租界，是日本侨民比较集中的地方，包括我儿时居住在其南面的外祖父母的德仁里石库门弄堂。越往北日侨越多，常有身穿和服，脚趿木屐的年轻人在路上“笃哒笃哒”走过，一派东瀛之风。抗战开始后不久，日侨逐渐撤离回国。
我很小的时候，出了家门斜对面是群众剧场。最早，它是一个书场，后改为群众影剧院。在它票价为一毛五分钱的时候，我独自去看了不少电影。横浜桥底是苏州河的支线，儿时它是臭秽不堪的，每每经过，都要掩鼻快跑，这当然是河道变窄，污泥淤塞的缘故，后来政府花了巨资，疏浚河床，才让它重见天日，又有了“翠堤春晓”的美称。当年，茅盾夫妇和巴金常来此散步，在其北面的李建吾等人创办的市立戏剧学校（现在是虹口实验中学）的学生，也常三三两两在桥上经过，是那个时代的活力青春代表。
再往北去，是永安电影院（现在早就关闭，成为商铺食肆了），儿时也常常来此看电影。这影院是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最早它是日本歌舞伎厅，三十年代改为影院。鲁迅先生也曾去观影。
这处往北去，便是民国文人聚集的地方，一说是相互介绍。鲁迅先生曾经住在著名的横浜路上的景云里，与陈望道、柔石、叶圣陶、冯雪峰等人为邻，那里也是“左联”发祥地。后来鲁迅先生又去多伦路（原名窦乐安路）暂居了一阵，左联会址正式确立在此。如今已成为文化名人街的多伦路上，有几处景点，都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对象，也是远方游客乐意驻足观瞻之地。
鲁迅先生人生最后一程是在山阴路（原名施高塔路）度过的，至今仍留住他的故居纪念馆。路口的内山书店（现在已成为新华书店），曾记载了内山完造和鲁迅先生的友谊。鲁迅先生在此购书几千册，他自己的书也在此处卖，有时还在此会客。书店二楼，是鲁迅先生为避开国民党抓捕的躲藏地，为确保安全，内山有时让鲁迅先生待在溧阳路（原名狄思威路）的日本职员宿舍。
溧阳路是短短的一条大致东西向的路，不直。东起四平路，西止四川北路，十分幽静。弄堂也有些日本民居的样子，郭沫若故居也在其中。鲁迅先生的几千册藏书和许多手稿也委托内山先生租下弄堂里其中一间，安静地保存着。它们竟躲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一直完好无损。
直至今日，溧阳路仍然十分幽静，两边梧桐茂密。这些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旧建筑，像夕阳下安静的老人，若你愿意走近，他们会告诉你一些过去的事情过去的人。
好几年前，与分别了几十年的小学和初中同学见面，大家都感慨万千。小学边上已高楼林立，旧的教学楼也都翻新了。中学则为配合市政工程，已迁入新址。旧时的模样毕竟是改了不少，而人也从青葱少年，变成了鹤发中年人。几乎所有同学长大后都离开了儿时的旧居，离开了虹口区，到别的区或别的国落户。大约只有我，依然在这个区坚守，依然住在离儿时不远的地方。一年四季，随时都可以又穿越回去。
德仁里前排的外祖父家因为有靠近的地铁经过，拆了。往后面的弄堂依然还在，却显得逼仄而破旧了。街口的大树几乎遮掩了弄堂入口，门口的老虎灶（开水铺）、拐角的三八饭店、油酱店、绸布店、米店，都随着“噹噹噹”的有轨电车一起，在城中消失已久，取而代之的是新品牌、新商铺。
虹口，一向是全市拥有最多河道、桥梁和影院（剧院）的区，东西文化的碰撞带来的积淀，那些温和善意的东西希望它保留得多一些，久一点，至少给孩子们老去时还有些许暖心的回忆。新时代里，变革的步伐总是一往无前的，然而现实无论发生怎样的巨变，一个时代，一些先驱，很多故人，是永远不该被遗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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