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头最近痛的厉害了。
邻居常常看着我门口堆砌成山的瓶玻璃，劝我少喝点酒。邻居太太是个敬职敬责的家庭主妇，对我这个满眼红血丝，香烟一支接一支的女人是很瞧不上眼的。她的丈夫在某个银行兢兢业业地训斥着小员工。两个人也干挑灯抄书到天明的事——谁让邻居先生上学时大半天都忙着处理他的衬衫衣角。他吸气，用一只手撑开裤带边，另一只手使劲儿地把衣角往里塞，额角因为用力出了汗，瓶底厚的眼镜快要从鼻梁上滑落下去。腰间一圈嘟囔的褶子让他无时无刻不想要逃避开人群，课也自然没有仔细地听过。如今就职了，厚厚一本小手册比课本内容还要多，为了应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背诵检查，他只能一遍遍的抄。
那张书桌早已不适合他了，他坐在那张小凳子上，努力岔开腿的样子像那些恶趣味的漫画。
恶趣味的漫画是十五年前畅销杂志上人气最高的板块。杂志停产后就再也没有了。我积攒的杂志被父亲打包卖给了废品回收站的老头，没几年老头就病死了。也是，谁会在意一个靠废品回收为生的人的忠诚呢。
我写不出来歌曲，酒精催眠时我可以写一点，可阅读那些玩意儿是浪费生命。写他们也一样。我小心翼翼地奉承讨好，生怕出一点纰漏来。瞧瞧每一句词的结尾，“富”“扬”“和”“强”，然后再来一遍，“富”“扬”“和”“强”，翻来覆去——像我上一个对象那样，我们抱着彼此，头发纠缠在一起，翻过枕头。她的手覆着我的手，我的脚尖顶着她的脚尖。就这样，我们抱着，翻来覆去，老旧的床板咯吱咯吱的响。后来我搬了家，换了床板，她也不再来了。
这样一个夜晚，垃圾桶边上传来野猫的叫声，我提着一篓子烟蒂，遇见了杰西。她留很长的头发，光亮的，柔顺的，她的眼睛也有光。她背着吉他——以这种乐器为生在如今很少见了，六根弦随心所欲地吟唱任何歌曲——这片土地想听见和不想听见的，都藏在里面。她就这样背着吉他，和我走进同一栋楼房，夜里很黑，楼道里的灯泡被人拧了下来，电费太贵了。我们在第四个转弯处分手，她拿出钥匙看了我一眼，月色下她的眼里有我想要歌颂的所有。她进屋，我怅然若失地上楼。
我并不知道她叫什么，她的吉他上有大大的“杰西”牌子，我姑且称她杰西。杰西和我不一样，和邻居一家不一样，和这栋楼里所有的人都不一样。她总是很匆忙，又很快活，我见过她哼着歌在阳台上晾衣服，黑色的蕾丝内裤为邻居太太增添了谈资。听人说她在某个地下酒吧卖唱，又或者在那些“黑色场所”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美貌的间谍，下流的娼妇。我不知道她是谁，但我知道我爱她——从那个夜晚的第一眼开始。
谁也没有必要去怀疑这一秒钟的“爱”是不是草率的借口，谁也没有资格去做这件事。我被她吸引，我乐意瞧着她，我踮着脚张望她骑自行车绕过小楼回来，我何苦去思考这是不是“爱”！我每一天匆匆忙忙冲回这破旧的楼房，谁叫她行踪不定。有时直到凌晨她才带着一身伏特加的气味回来，留下那双银色闪光的高跟鞋在门口，她连脚面也是光滑的。
潮湿的夏天过去了，我的工作得到了认可，职位也提拔了。父母很开心，母亲送我一对崭新的耳坠，碧玉通透，我知道她又替我找到新的“天作之合”了。她看我的眼神里写着得意，我只好对着镜子里那个人呕吐。天太冷了，租屋空调坏了三年，却是头一回，我觉得这样的冷。我下楼，也许是冻的神志不清了，我敲了她的门。
“你好。”她看着我，用一种熟稔的语气。
“你…你的空调可以用吗？”这真是一个傻问题。
“请进吧。”
她大概是明白我的窘迫。房子里扔了许多琴谱，还有大把的废纸。我请了她一支烟。
“你唱什么？”
“你又写什么呢？”
我们站在窄小的阳台上，彼此看了一眼，笑了起来。
“我唱昨天的风，未来的云雀。”
“我写今日楼下的垃圾，喏，你看那个啤酒罐。”
她摸了摸我的背，没有人再说话。
那个冬天我们哪儿也没去，窝在她小小的房间里，把暖气打到最高，只穿着内衣，像两条在沙滩上垂死蹦跶的鱼。每天花上十个小时去写去唱，雪花落下，谨小慎微的邻居太太瞄了我们好几眼。
可我什么都不在乎。我心里只有这间开着暖气的屋子，杰西的吉他，和杰西。没有人说出自己的名字，好像这样就能隐藏什么，隐藏不合时宜的大笑，把嘴角拉平了开始唱我交上去的歌词。
“你想要知道我的名字吗？”杰西的手指离开琴弦，伸向我的肩膀。
“你想知道我的爱情吗？”我放下笔，靠在她肩上。
我煮了一碗元宵放进杰西的冰箱。春天应该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又或者是重新清算被大雪掩盖了的腐尸，把他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时候了。我不知道杰西有没有吃那碗元宵，第二天她消失在我的生活里，带着她的吉他。我剪掉这个冬天长了的头发，扔掉堆积的烟蒂，把这场雪里所有的草稿点着，就着这一星火苗点了一支烟。
烟灰摆脱了地心引力，被春风吹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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