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阶层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具特色的一个阶层。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整个文明性格的许多秘密都可以到这一阶层中去寻找。
游士
“游士”，指先秦士阶层，就是指那些“离其宗国，轻去其乡，游说他土，以干时君世主，以取禄位之士。”那么，为什么有这些游士呢？
首先，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出于富国强兵的需要，开布衣卿相之局和礼贤下士之风。凡是受过“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能文能武的士子纷纷以游学、游说的方式参与到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例如，春秋晚期邓析讲学于郑，孔子讲六艺于鲁，“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这就是讲的孔子讲学的状况，最终发展成为儒宗，儒家学派。孟子，也有“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
孔子和学生
其次，除了统治阶级的需求以外，也是士阶层进于仕途的两个主要门径。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的垂直流动包括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两个方面。士人们实现向上流动的时候，可谓春风得意，权势煊赫；士人们向下流动的时候，可谓火尽灰冷，权势尽失。各诸侯国对人才的渴求和士人积极的入仕精神是推动士阶层向上流动的两大直接动因。从各诸侯国的角度讲，多元化的政治格局和激烈的兼并争霸斗争使得各诸侯国急需政治、军事、外交等各种人才，这为士阶层的向上流动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从士阶层的角度讲，他们满腹才学，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政治理想，乐于入仕参政，这是士阶层实现向上流动的主观条件。在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士阶层以满腔的热情效力于各诸侯国君主的麾下，施展自己的施政理想。比如商鞅，以“霸道”说服秦孝公先后两次实施变法，使秦国一跃而成为当时诸侯中的强国。商鞅本人亦被秦孝公封为“商君”，赐予“商（今陕西商县东南）、於（今河南内乡县东）两地15处城邑”，成功达成了自己的向上流动。
商鞅
士阶层的向下流动在于他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体现在如果想实现向上流动，就必须依附王权，倘若士人失去王权的庇护，其败亡便是“翘足而待”。仍以商鞅为例，秦孝公死后，继位的秦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削其爵位，并最终对其施以车裂的极刑。士阶层不掌握社会经济资源，仅以知识为立身手段，因此必须依附王权。无论是向上流动还是向下流动，从某种程度上而言都是士阶层的悲哀，他们即使才华、学识、能力卓尔不凡，依旧不能完全左右自己的命运。
大部分士人并没有实现个人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变化，而是实现了地理空间上的移动，他们或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或聚而学之、著书立说、设帐授徒，或投入某个贵族门下成为私家养士，这种地理空间上的移动为士阶层赢得更多的是社会结构中的声望资源，属于士阶层的水平流动范畴。比如孔孟二人周游列国数十载的事实、以公家养士而著称的稷下学宫和碣石学宫、以私家养士著称的战国四公子（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楚国春申君、齐国孟尝君），都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频繁的水平流动。
士子没落
士阶层很有意思，这个阶层在古代政治中的独特情况表明。士更多的只是一种身份的标志，从制度上讲，是属于贵族之列，有某些特权，但如果不与官职相结合多半就是空的。所以在很多的古籍中出现“士大夫”或者“士庶人”之说。在宗法制度上士的地位并不高，他们不一定可以与卿大夫平列，低则以庶人同等。士这个阶层有非常多的精彩故事，我们以后慢慢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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