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张小花打电话，说下周她要回来，想和大家聚聚，过年就不回来了。
我知道，下周是她父亲的三周年忌日。
四年前，张父发现脖子下边长了一个疙瘩，去北京看病，之后便开始了长年的住院时光。半年后，我在张小花那里见过一次。张父就像一个面包一样，是过去的两倍大，气色看起来还不错，说话的时候喘气很粗。
得病一年的时候，张小花说父亲恐怕是不行了。进ICU已经一周了，每天只能探望半个小时。看到父亲身上插满了管子，眼睛紧闭着，靠呼吸机维持着生命，她坐在医院的椅子上，哭了很久。
那时，我就在想面对人生最后一道考题，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才是最正确的选择？是像张父这样每天耗费着巨资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有医生来陪护就是最好的死法吗？或者说就是最有尊严的逝去吗？就是子女尽了最大的孝心吗？
正是这个原因，当我看到《最后的期末考》这本书时，毫不犹豫地拿来就读。这是美国著名的外科医生、畅销书作家陈葆琳在15年的临床工作中，发现面对人生的最后这道考题，很少有人能够做出明智的选择，同时社会上对于临终病人的关怀也很少，这就让陈葆琳觉得，对于临终病人，医生的职责已经不再是救死扶伤，而是陪伴在病人和家属的身边，聆听他们的感受，缓解他们的伤痛。这时候，医生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疗愈者”。
读完这本书，我思考了以下四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更愿意将生命交给医生？
每个人从出生开始，就在走向死亡，我们最缺乏的恰恰是死亡教育。每个人都不愿放弃生的信念，而逃避着死亡的来临。就像弗洛伊德所说：“潜意识里，我们每个人都坚信自己不会死。”
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说：“我来的时候是个孩子，他有那么多孩子气的念头所以才哭着喊着闹着要来，他一来一见到这个世界便立刻成了不要命的情人，而对一个情人来说，不管多么漫长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那时他便明白，每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
正因为我们缺乏死亡教育，所以在面对死亡时，我们更多的将选择权交给了医生。医院里的ICU病房永远不够用，呼吸机从一个病人身上取下来，立马放到了另一个病人身上。
有人整月整月地躺在ICU里，儿女觉得这是最大的孝顺。每延长一分钟的生命，好像就是对病人最好的尊重，好像这个家就是最完整的。哪怕为了让病人能多在ICU 里待一天，家里砸锅卖铁也心甘情愿。
就像获得过7次世界冠军的赛车手舒马赫一样，他已经昏迷了五年，妻子科琳娜耗资1.1亿人民币为他续命。可是这一切究竟值不值得，令人深思。
在上医学院的时候，陈葆琳的梦想是帮助病人。她说：“帮助意味着挽救生命。我想象中的诊所里拥有各种优雅的、高效的、能让人起死回生的现代化设备。我也深信大学里的医学人类学课程能使自己比其他医生更富有同情心。我不但可以治愈患者身体上的疾病，还能为他们提供情感上的慰藉。”
陈葆琳曾经的梦想，也是大多数患者与家属的心声，他们希望医生能够给出最专业的帮助，让他们起死回生，让他们重回曾经的生活。
仅仅在医院实习了几个月后，这个美好的愿望就破灭了。陈葆琳就发现，“我们向主治医师寻求指导，却发现他们许多人不仅面对死亡时束手无策，而且也不知道这种态度会对他们照顾临终患者的方式产生什么影响。”
我想到张父当年兴冲冲去看病时的情景，如果不去北京，如果任其发展，他究竟会存活多长时间？没有那些管子与呼吸机，他是不是会走得舒适一些？
在这局生死游戏中，我们总是将所有希望寄托在医生的身上，希寄着他可以帮我们打怪兽，取得最终的胜利。可是有谁想过，面对死亡，医生也有束手无策的时候。
有多少人真正了解姑息治疗？
据《2015年中国癌症统计数据》，2015年中国人口预期癌症新发病例总数为429.2万人，预期死亡281.4万人。同时，按照2015年的速率，每分钟就有8个人被确诊患癌，有5个人因癌症而离世。
如今，三年多过去了，这个数字有增无减。
20年前，一个远房姑姑乳房上长了一个肿块，没多想就在小镇的医院切除了。之后，伤口一直不能愈合。去市医院一检查，发现是乳腺癌。之后，是长时间的求医问药之路。在生命最后的三个月里，她整天躺在家里，癌细胞在她体内肆意繁衍着，一开始每天还能吃几口东西，后来连东西也吃不下。每天听到最多的就是她叫喊的声音。渐渐地，她连排泄都成了难题，姑夫只好戴着手套帮忙掏出来。家里弥漫着一股腐败与人长时间在家排泄的混和味道。止痛药根本缓解不了她的疼痛，姑夫只好四处求人帮她找来吗啡，也只有吗啡注射进身体后，她能有短暂的安静。
妈妈看过她后，总在叹息，这样活着受罪真不如早点走了。
我们总是太在意生命的数量，而把生命的质量抛弃在一边。无论是躺在ICU病房里插满了管子的病人，还是躺在家里被疼痛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病人，本质上他们都是一样的。在与上帝见面前，他们都忍受着同样的痛苦。
陈葆琳在书中说：“惦念对方，照顾他、为他减轻痛苦或者陪伴在他身边，可能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1967年，英国的西西里·桑德斯在伦敦建立了第一家现代宁养院，圣克里斯多弗宁养院。从此，现代临终关怀体系在全世界展开。
桑德斯说：“我们必须关心生命的质量，一如我们关心生命的长度。”
姑息治疗，从字面意思上，总是被人误解为放弃治疗，其实这种治疗方法，既能缓解病人的疼痛，也能减轻家人的身心痛苦，同时还能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让他们有尊严地离去。在姑息治疗中，不存在上瘾的问题。
在《最后的期末考》中提到，“在生命末期仍旧保持意识清醒的住院患者当中，半数以上的人曾经抱怨至少有一半时间会感到中度或重度疼痛。”
世界癌症宣言的九大目标中就将有效的控制癌痛和心理痛苦，放在了其中。
在我们国家，姑息治疗发展得比较晚，也比较缓慢，还需要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人认识到晚期癌症患者更应该将减轻痛苦放在首位，让他们活得更舒适，而不是在痛苦的折磨中结束自己的一生。
正如心理社会肿瘤学缔造者吉米•霍兰说：“医学不仅仅是装在瓶子里的药。”
面对临终病人，我们应该给予什么样的关怀？
面对重症患者，无论是患者还是家属都心存一丝侥幸，请求医生去救 救他。哪怕医生已经下了死亡通知书，还要求医生再开点药。
在中国人的心中，是最忌讳谈死的。所以，很多重症患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家人联合医生，一起蒙骗着他。在内心里，他也从来不会想到自己得了不治之症，或者说是逃避这样一个结果。所以一个看似拙劣的骗局，却很容易就蒙混过关。药瓶不是被替换掉，就是早早撕了标签。就连我那位远房姑姑，直到去世，还以为自己得的只是小小的乳腺炎。
家属都希望用一种蒙蔽的形式来开导患者，希望不要加重他的病情。可是事情往往会向更坏的方向发展。
毕淑敏在《预约死亡》中说：“我们的民族忌讳死亡。华夏大地虽不出产鸵鸟，但我们秉承了这种动物的精神……小小百姓有许多言语禁忌，他们天真地认为不谈死亡，死亡就会扭过脸，给我们一个光滑的后背。”
早在《宋史•庞安时传》中就曾提到过，对于病人要据实相告病情，“为人治病……其不可为者，必实告之，不复为治。”可惜直到如今，我们能做到如实相告的家属实在是少之又少。
以前我们认为，对临终病人最大的关怀就是吃点好的，儿女都在眼前，宽慰他的病情。如此，在进入另一个世界时，他也是安详的。
如今，我们觉得让病人死在医院里，就是我们对病人对大的恩惠。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问过病人的意愿。他们是否愿意插满管子，是否愿意接受心肺复苏，是否愿意孤单地躺在IUC的病床上？
日本最年轻的临终关怀主治医师大津秀一，在《换个活法：临终前会后悔的25件事》中提到，没有妥善安置财产、没有回故乡、没有去想去的地方旅行、没有表明真实的意愿等等都是临终病人最后悔的事情。
只可惜，我们对于临终病人，却只想到了承欢膝下，与美食的安慰，甚至将他扔给医生，让他孤独地面对死亡的召唤。
面对死亡，我们应该有的态度
从出生开始，我们便开始了各种学习，学习如何谋生，如何实现理想，却从来没有一门学科来教我们如何面对死亡。
而在我们的描绘中，死亡带给我们的总是恐惧，因为阴间有十八层地狱，每一层都用不同的方法惩治着恶人。这让我们习惯性地以逃避的形式，对待死亡。
大津秀一在《换个活法：临终前会后悔的25件事》中提到，没有看透生死是人生的憾事。
在《最后的期末考》中，陈葆琳说：“接受死亡的现实，而不是抱有错误的观念，我们反而能够获得更充实的时间。”
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也曾说：“人生不是一场物质的盛宴，而是一次灵魂的修炼，使它在谢幕之时比开幕之初更为高尚。”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当然对待死亡的方式也不一样，但是在生前少留遗憾，坦然接受死亡，应该是对死亡最好的尊重。就像纪伯伦所说：“生和死是勇敢的两种最高贵的表现。”
谁也逃脱不了死亡，当死亡来临时，我们能够平淡地告诉家人，“这一生我已没有遗憾，无需使用各种创伤性救治方法，让我安静地离开就好。”或许，这对于自己与家人来说，已是最好的离开方式。
《最后的期末考》这本书，让我们明白，面对死亡焦虑的时候，一味地欺瞒只会扰乱病人的情绪，加速他们的恐惧。不如如实相告，帮助他们疏解情绪，陪伴他们走完生命中的最后一程。
就像林清玄所说：“其实生跟死没什么两样，就好像移民或者搬到别的城市去居住，终有相逢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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