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住的村子有个搞实验音乐的哥们，且叫他小华吧。因为他的原因，害得许多留长头发的做音乐的摇滚青年经常坐不上进城的公交车。
村子因为房租便宜，聚居着一群苦大仇深的摇滚青年。但交通极不便利，只有一趟通往外面的公交车。有一段时间我发现：假如站牌只有我一个人在等车，就算像只耗子般地蹦上跳下地招手，车子也不会进站；有时候托路人的福坐上了，却发现司机和售票员的眼神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一直觉得自己长得还算端正，女售票员这么欣赏能理解，可是五大三粗的司机也是这种眼神，就让我疑惑了。疑惑许久，直到有一次和小华一同坐车进城，才明白了那些眼神的确切含义。
那天上车后，女售票员走过来，神情紧张地叫我买票。我掏出一块钱时，她紧绷着的脸脸舒展开来，轻轻地吁了口气，飞快地把钱收下，撕下一张票递过来，然后狠狠地瞪了小华一眼，一声不吭地走回她的座位。
下车后我开玩笑道：“小华，你是不是和那个售票员有一腿啊，她都不让你买票的？”小华嗤了一声道：“有个屁，老子坐车从来不买票！”
看来小华是经过和司机、售票员的无数次艰苦斗争，才取得了如此光荣待遇。不公平的是，他是捞着了好处，村里那些长发青年却被迫承受他种下的恶果－－这一路公交司机见到背着琴留长发的家伙就猛踩油门扬长而去，根本不进站的。
小华是我在村子里认识的第一个音乐人。来北京不久就听说了这个小有名气的音乐人聚聚地，但一直没有搬去与他们为伍的想法。后来和女朋友分手，仓促之中，想到了这个村落，才搬了过来。
搬来后大失所望，村里搞音乐的大都已搬到西三旗或者别的地方去了，街上只能偶尔碰到一两个背着琴的长发飘飘的摇滚青年。我因为失恋，没心情和那些同类打招呼，每天饿了就像个游魂似地从家里走到街上买点吃的，吃饱喝足后就猪般地呼呼大睡。
有一天，买完吃的正往回走，路边饭店里冲出一个长发飘飘的家伙，问我是搞音乐的吗？我点了点头。他伸出手说自己叫小华，也是做音乐的。看着他脸上的疤痕，我犹豫了一下，但出于礼貌还是握了握手，也简单介地绍了自己。
小华看到我盯着他脸上的疤痕，急忙解释道，说两个月前在街上餐馆吃饭，一群混黑道的东北人也在里面喝酒，不知为何他们突然打了起来，混乱中一个砸碎的酒瓶飞到他脸上，留下了这条疤痕。
我问人抓着了没有？小华摇头，说事后人很快就跑光了，餐馆老板应该认识那些人，但怕惹事没敢帮忙取证，只能自认倒霉。说完要请我吃面，我拒绝了。
和小华认识后，有时他会过来找我聊天，不久就知道了他的经历。
虽然年纪相差不大，但小华算是地下音乐界的老前辈了。他出生于音乐世家，父母是地方歌舞团的，是中国最早受过专业科班训练的摇滚乐手之一。
中国好像是2000年左右才有了第一家专门教授现代音乐的学校：迷笛音乐学院。学院建成成，周边的村落很快成了摇滚青年的聚集地。除了学校学生，全国各地的音乐爱好者也慕名而来。有的渴望着一炮而红，从此登上人生巅峰；有的渴望用音乐做武器，改变人心、改变世界。但现实是残酷的，这些理想主义青年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生存的漩涡。演出机会寥寥无几，偶尔有场演出，台下观众大多是圈子里的那些人，挣不到什么钱。有时台上风光过后，赶不上末班车了，只好坐在酒吧前，呆呆地等着第二天黎明首班车的到来。
由于没有生活来源，家境稍好的同学只能靠家里寄钱支持着，没有好爹好妈的同学山穷水尽时便打起了附近大棚菜的主意。
那时候村落附近的空地还有一些农民（大都租给了外地人来种）在种大棚菜。菜地用篱笆围成院落，一般都养着大狼狗，所以摇滚青年们偷菜时大都两人以上。一是为了壮胆，二是可以帮忙打狗。
夜深人静时分，在菜院子外悄悄地观察了一般之后，负责偷菜的悄悄爬进篱笆墙里，另一个则拿着石头站在墙外警备，狗追上来时，负责用石头砸。
得手后拿回到家里，把大白菜洗一洗，放进电饭锅，加一点盐油就成了几天的粮草。
有的馋得受不了了，有人还会打起村民院子里养的家禽的主意。离这个摇滚青年聚集地不远的‘圆明园画家村’，据说因为村民经常丢失家禽，招开了一次居民大会，把那些长发飘飘的文艺青年们全都轰走了，还立下规章制度，禁止村民以后把房子租给稿文艺的。这些被撵走的画家大都搬到离城区更远、房租也更便宜的宋家庄。时势造英雄，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的艺术品投资和收藏热潮使许多曾经落魄潦倒的的画家出名了，一张画卖个百八十万甚至上千万的不在少数，过上了吃喝不愁的生活。
搞摇滚的就没这么幸运了。中国人是个内向的民族，不像西方人似地把看演出、开派对当成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喜欢这么吵闹的音乐的人为数也不是很多。所以直到现在，能混出来的除了最早期的催健、唐朝和魔岩三杰，其他的出了圈子就很少有人知道了。
忍受了几年看不到希望的艰苦岁月，有的人受不了就回了老家，发誓从此不再碰音乐；有的剪掉长发，找了份工作，在办公室、工地、餐馆的辛苦劳作中消磨了意志，渐渐地也没了热血；留下的继续煎熬着，用虚无飘渺的梦想为自己打气。运气稍好的，开始出点小名，时不时有场演出，勉强填饱肚子；更多的是还是一如继往地默默无闻。渐渐地，有的精神就变得有些不正常了，小华就属于可悲的后者之一。
听和小华较熟的朋友说，父母每个月寄钱寄烦了，就把工资卡寄了过来，让小华没钱了自己取。虽然他从来就没有穷困到偷农民大棚菜的地步，但父母工资不高，总花父母的钱也是很有压力的。从音乐学院毕业不到两年他就卖掉了一些乐器和效果器，只留下了一把电吉他。
说实话，小华的音乐才华并不出众，而且还做着非常冷们的实验音乐。他有次曾经得意地提到某著名乐评人说过他的音乐还不错。那个著名乐评人经常在摇滚杂志上发表文章，口味很怪，只要旋律上口一点的歌曲都被批得体无完肤，越怪异的则越受他的吹捧。我的口味没那么偏激，所以听了小华的话也没兴趣跟他索要音乐小样听听——倒是有听过的朋友说他的音乐狗屁不是。
可能朋友的口味和我相仿，没法接受小华那种类型的音乐，这并不能说明他没有才华。但做音乐那么多年，只录过一两首曲子，可见他的创造力并不怎样。
这让我想起在某原创音乐酒吧帮老板守店时遇见的歌手。那天中午，我和酒吧经理坐在门口抽烟，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朝我们走来，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后从背包里拿出几张包装精美的CD，希望能放到酒吧的书报架上，帮他代卖。
他说来北京做音乐多年，这张音乐小样的制作费还是和朋友、家人东拼西凑地借来的。我心生敬佩，人走后立即把CD从盒子里取出，放进酒吧的音响。听完不禁心里一阵发凉。如果嗓音不好词写得好可以像许多歌手一样做民谣装文艺青年，虽然前程渺茫，但至少有那么点盼头；但他既唱得不好，两首歌的旋律还都非常一般（他所谓的专辑其实只有两首歌），歌词更惨不忍睹，感觉像小学生作文，说什么‘又快没钱了，房东打算把我赶出去之类的’。这样子就没辙了，纯粹是在浪费生命。
小华没差到这种地步，他创造力不成，但嗓音还凑合，却走了一条特别冷门的路。实验音乐是一种很燥、很前卫、很少有人声的东西，在西方听众都寥寥无几，中国只能更少了。如果说小华真的特别喜欢这种类型的，不在乎出名与否，那还算情有可原。可从他做实验音乐那么年仅做了短短的一两首曲子，看不出他有多痴迷。不知道他是跟自己较劲还是判断力有问题，或者仅仅想抓住某种东西来逃避现实，让自己至少有梦可做？
我觉得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就像许多陷入感情漩涡的人，一起生活多年后才蓦然发现对方是个十足的骗子、人渣，这时也不愿意承认了。毕竟付出了那么多年，大好年华已经逝去，也难有重新选择的机会和资本，只好闭上眼，假装看不到，将就着把日子过下去。
小华说过父母特别不理解他所做的音乐，觉得好难听，没意义，劝他回家找份工作，好好过日子。小华没听，依然继续在北京煎熬着。
不知道父母后来把工资卡收回还是小华自己不好意思继续花他们的钱，背把琴出门卖艺去了。
卖艺一点都不像一些文艺青年想得那样浪漫潇洒。想挣到钱得看地点，还得看嗓音和运气。繁华的、好挣钱的地下通道经常有流浪歌手排队，城管有时还会过来赶人；不好挣钱的地段倒是管得松，但很难挣到钱。小华有一次因为没挣着什么钱，就狠着心不停地唱，结果错过末班车，只好走路回家，一直走到天亮才回到住地。
生活的压力和梦想的破碎让小华变得孤僻，经常把自己锁在屋里不和外界交往，快没生活费了才背起琴出门。售票员叫买票时就拿眼横人家，冷冷地说没钱，然后头扭过一边看着窗外，任人什么说也不理睬。久而久之，售票员和司机只好认输，不再叫他卖票，而把一腔怨气发在了村子里玩音乐的人身上——只要公交站台没有别的乘客，只有长发披肩的摇滚青年，公交车是绝不进站的。
两年后小华回了老家，不知道是否如其父母所愿，找份工作，结婚生子，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想起这些事不禁有些伤感，但无论如何小华毕竟做过梦，风雨无阻地追逐过，不会遗憾后悔；相对于许多十几岁起就陷入现实尘埃的人，他的梦就算荒谬虚无，但有这些东西填满心中，至少不会感到空虚，可能还会在无数的夜里，感觉到自己离天堂那么近……这么想着，也算是给自己一种安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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