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文责自负。 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如上文分析，在春秋初期诸战役中表现活跃的曼伯、子元与世子忽、公子突是完全不同的四个人。其实这从时间线上也可以看得出来，首先看世子忽也即郑昭公娶妻的时间：
……郑公子忽在王所，故陈侯请妻之。郑伯许之，乃成昏……（左传.隐公七年）
……四月甲辰，郑公子忽如陈逆妇妫。辛亥，以妫氏归。甲寅，入于郑……（左传.隐公八年）
可见世子忽大约在前716年成年，于次年（前715）娶妻，如果按照卿大夫成人及娶妻标准，其生年当在前732年，如果按照诸侯的标准，其生年当在前730年。所以当曼伯与子元率领制人击败燕师的时候（前718），世子忽大约虚岁13-15岁，如果仅仅是名义上的统帅当然可以上战场，如果真的统帅一支劲旅独当一面则很难胜任了。
公子突的年龄又低于世子忽，其出现于邓曼生公子忽之后：
……祭封人仲足……为公娶邓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于郑庄公，曰雍姞，生厉公……（左传.桓公十一年）
可见如果不论嫡庶，仅从年龄上排序的话应该是曼伯、子元、世子忽、公子突。郑庄公的嫡夫人当为邓曼，因为明确说过祭仲为庄公“娶”邓曼，而雍姞只能算是“女”于庄公，那么曼伯、子亹以及公子突就都只能是庶出，子元由于被“城栎而置之”很可能地位比较特殊，有可能是世子忽母弟或者其他得宠的妃子所生。不过按照祭仲的说法，“三公子皆君也”，也即郑庄公在最终选择世子问题上曾经非常纠结。如果从结果来看，到了郑庄公去世前的一刻，只有世子忽被留下即位，以及另封子元于栎以外，曼伯也即子仪出走在陈，公子突出走在宋，子亹等去向不明，但很有可能出现了《经》、《传》未曾记载过的“尽逐群公子”的局面，以稳定既有的诸卿格局，即祭仲足、高渠弥、原繁等老臣执政，而非“庄”族执政。此为郑庄公所自认为能够长期维系的政治格局，也是旧公族们所能够接受的结果，但是造成的恶果就是昭公轻易被驱逐以及此后二十年内政局的动荡。
尽管如此，郑庄公执政时期先后启用过多名儿子为卿、统兵或者封以大城，此体现出世所罕有的魄力，纵观春秋二百四十多年的历史之中可与之相提并论者寥寥可数。这无形中引出一个问题：君父还活着的时候，诸子可以为将或者为卿吗？
就现有春秋时期相关的记载来看，这种现象的发生极为有限。
首先是作为“摄立”的鲁隐公：
……公之为公子也，与郑人战于狐壤，止焉。郑人囚诸尹氏，赂尹氏而祷于其主钟巫，遂与尹氏归而立其主……（左传.隐公十一年）
由于公子息姑（隐公）只是宋孟子之媵声子所生，属于庶子。而仲子成为真正的夫人，其所生的公子允（桓公）尽管年幼，仍然被作为嫡子。由于鲁惠公生前其实并不能预测自己去世的时间，也没料到最终是由公子息姑摄立，所以将其视同为普通公子对待而派其帅军或者参与伐郑，结果一度被俘。在君父活着的时候公子参战，此在鲁国的春秋历史中仅此一例。至于公子息姑在惠公在世期间是否为卿则不确定，但惠公之末年至少有“孝族”的公子彄、公子益师、公子豫、公孙无骇等，惠族的空间非常小，此外整个春秋时期也未见有国君的儿子在父亲在位期间为卿的记载。
其次的例子是齐桓公的庶长子公子无亏（武孟），由于桓公无嫡子，导致六位得宠的庶子争立。其中首先被明确立为太子的是公子昭：
……齐侯……多内宠，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郑姬，生孝公……公与管仲属孝公于宋襄公，以为大子……（左传.僖公十七年）
不过公子无亏由于年纪较长，很早就以军事将领的身份参与齐桓公的争霸行动了：
……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左传.闵公二年）
此为齐桓公二十六年赤狄灭卫时（前660），已经成年的武孟亲自帅师接应溃逃至漕地的卫人。甲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对应的全部士兵大约略少于一万人。此时齐国除了国、高、宗三世卿以外，至少还有仲孙湫、隰朋和管夷吾为卿，连鲍叔牙和陈完也只是上大夫，当然即便公子无亏不为卿，也至少是一军之佐了。
此外最有名的就是晋献公曾经将自己比较年长的三个儿子全部册封（前666）：
……晋侯说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绛……（左传.庄公二十八年）
五年之后（前661）晋献公更进一步，自将上军并以太子将下军，之后又为太子申生所居之曲沃筑城。对此大司空士蒍评价说：
……士蒍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为之极，又焉得立，不如逃之，无使罪至……（左传.庄公二十八年）
也即自从“将下军”之时，申生的身份就已经是卿了，这是春秋时期以太子身份位列诸卿并为一军之帅的第一个明确案例。
相比之下，郑庄公也曾经安排世子忽以统帅身份领兵作战（前706）：
……北戎伐齐，齐侯使乞师于郑。郑大子忽帅师救齐。六月，大败戎师，获其二帅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献于齐……（左传.桓公六年）
此役太子忽亲自领兵，似乎其有卿位及军行。不过考虑到上一年的“繻葛之战”中郑三军将、佐及诸卿齐备，所以此役更有可能是太子忽以王官的身份按照之前的盟约救齐。按照《传》的记载，诸侯当时都派兵戍齐，且太子忽曾经有宠于周桓王，桓王还为之安排了婚礼，极有可能“繻葛之战”后周、郑关系一度缓和，郑庄公通过派出有王官身份的太子忽领兵“勤王事”以向天子释出善意。
当然上述几起庶长子或者世子于君父在位期间拥有军行、领兵作战、为卿或者封大城的事件仲，其各自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格局都有所不同。但这些案例无疑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一个结果，即曾经拥有过这些身份的嫡、庶公子的结局都是死于非命或者即位不顺：隐公摄位十一年后被桓公及公子翚派人暗杀；公子无亏虽然一度被年迈的齐桓公口头同意改立为世子，但桓公一死无亏就死于诸卿之手；共太子申生未能即位就死于骊姬之谮；郑世子忽未能顺利即位就被迫出走，几年后侥幸复辟不久又死于权臣之手。
总结来看，一方面说明春秋前期确实普遍存在嫡、庶长子以军事身份拥有卿位或者军行的现象，并无严格的宗法规则限制此类情况出现。其之所以在各类记载中相对罕见其实主要是由于既有的诸卿和公族势力强大，对新兴公族有所排斥而缺乏机会实现；或者因为国君普遍短寿而造成公子自身年轻而没能来得及进入卿序或者军行。而齐桓公在位四十三年（前685-前643），郑庄公在位也是四十三年（前743-前701），鲁惠公在位四十六年（前768-前723），晋献公虽然只在位二十六年（前676-前651），但是其通过尽灭“桓、庄”之族而为自己的儿子取得了卿位。因此嫡、庶长子为卿本身没有问题。
换一个角度来说，此现象后来逐渐减少甚至为诸侯所普遍避免，也确实印证了里克对申生为卿帅师一事的评价：
……里克谏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视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夫帅师，专行谋，誓军旅，君与国政之所图也，非大子之事也。师在制命而已。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帅师……（左传.闵公二年）
也即无论是嫡长子还是庶长子，天然作为君位继承权的最有力的竞争者，如果其立场相对中立，仅仅忠于君父本人，那么至少其未来的地位是比较有保障的。而一旦公子领兵作战或者拥有卿位而参与各种具体的军事、行政事务，势必或多或少陷入各种利益纷争和内外矛盾。一旦世子或者长子不能及时抽身，反而利用这些矛盾为自己谋取利益，势必站在君父的对立面上，最终会因为失去保护而被纷繁复杂的氏族矛盾而吞没，这就是有文献记载的世子或者长子领兵、入卿或者封邑现象在春秋中后期逐渐式微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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