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文责自负。 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我们要搞明白鲁国历代诸卿排序的变化规律，必须先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切入点，这就是成公二年（前589）的鞌之战，《春秋》非常罕见地在这一年列明了右、左两军的将佐：
......六月癸酉，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帅师会晋郤克、卫孙良夫、曹公子首及齐侯战于鞌，齐师败绩......(左传.成公二年)
这就是说，季文子、臧宣叔、叔孙宣伯和子叔声子各司鲁国的司徒、司马、司空和司寇之职，并且季孙、臧孙分列右军将佐，而叔孙、子叔子分列左军将佐。此次战役由于晋军仅出动三军各一半兵力，由三卿率领，战车八百乘，所以鲁、卫、曹等诸侯全力以赴，重兵助战，估计鲁、卫兵力大约相当于其各自总动员能力的一半以上，也即五百至六百乘，曹国再减半，则联军兵力超过两千两百乘，最终击溃齐顷公亲自率领的齐师取胜，随后鲁国还利用晋、齐之间的和约夺回了汶阳之田。
不过当年冬天，楚令尹子重为了平衡晋国的这一胜利，不顾楚共王年幼无法领兵的困难，联合蔡、许等仆从国出动重兵北上讨伐追随晋国的鲁、卫等小邦，晋国此时还没有完全走出邲之战的阴影，因此未能决心公开与楚国对决，只好避其锋芒。鲁国无力单独对抗楚师，只得派出前述四卿之外专职外交的仲孙蔑（孟献子）要求讲和，并且付出了执斫、执针、织纴，皆百人，并以公子衡父为质的代价请盟，于是楚人许平。随后不久，鲁成公本人在诸卿的陪同下还参与了十一月楚国主持的蜀之盟。
综上，我们总结这一年里面鲁国六卿的排名如下：
当然，因为大宗这个职位不参与卿位的升降，而且这个人的真实姓名往往也缺乏记载，以后为了不碍事我们把他放在最后面。
如果只看右、左两军将佐的次序，就是：
从这里面可以发现一个什么样的有趣现象？右军佐虽然只是右军将的属官，但是其地位却高于左军将，当然这个矛盾可以通过六卿排序来解决，也即右军佐同时还拥有大司马的身份，在领兵出战方面具有核心地位。不过设想一下，如果右军将也即大司徒留守处理政务，直接由右军佐率领其他将佐出征，排名该是什么样的？当然仍然是右军佐为尊，而左军将、佐依次在后，就是因为考虑到了卿位的尊卑。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如果是三军六卿怎么排序？或者说，是按照中军将佐、右（上）军将佐、左（下）军将佐的顺序来排名呢？还是说三军将在先，然后依次是三军佐？只能说，这两种现象几乎同时存在于不同国家；或者说，即便是同一国家，在不同的时代，也可能分别采取这两种模式；甚至于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代，出于处理不同类型矛盾的考虑，也可能兼顾这两种模式。
先看一个例子，鲁襄公十一年（前562），鲁国由两军制调整为三军制，也即在既有右、左两军的基础上增设中军：
......十一年春，季武子将作三军，告叔孙穆子曰：“请为三军，各征其军。”穆子曰：“政将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请之，穆子曰：“然则盟诸？”乃盟诸僖闳，诅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毁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无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为臣，若子若弟。叔孙氏使尽为臣......(左传.襄公十一年)
既然穆叔提到"政将及子"，也就是意味着这时候季孙的身份还不是“为政”，也即还不是司徒，而是司马(八年后孟献子去世季孙才登为司徒)，也才能在军赋议题上拥有一定的主导权，那么“作中军”之前一年（前563）右、左两军四卿排名如下：
而“作中军”的这一年（前562）怎么排名？难道是说将现有四卿分别登为中军将、佐和右军将、佐，然后再递补两位后进成为左军将、佐吗？譬如说像这样（当然最后两位人选未必如此，我们只是拿这两人举个例子）：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按照季孙的说法，孟、季、叔孙三家“各征其一”，即三军将就是来自于三桓，而臧武仲、子叔齐子和叔仲昭伯只能分别担任各自的军佐，也即：
这样就跟之前提到成公二年两军将佐的排序冲突了，而军行排序和卿位排序也不再一致了，当然鲁国“作中军”之后的卿位和将佐的排名，以后我们会专门分析。下面再看看齐国在艾陵之战（前484）中的情况：
......公会吴子伐齐。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军从王。胥门巢将上军，王子姑曹将下军，展如将右军。齐国书将中军，高无㔻将上军，宗楼将下军......(左传.哀公十一年)
如果提到齐国的公卿排位,当然永远是国、高在先，世袭罔替，但是并不意味着由国、高将中军，而是说国、高、宗三家各领一军，并各自配备佐军，譬如说像这样：
又譬如春秋早期，周、郑各自在繻葛之战（前707）中的部署：
......郑伯御之。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蔡人、卫人属焉；周公黑肩将左军，陈人属焉。......(郑伯)从之，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陈，先偏后伍，伍承弥缝......（左传.桓公五年)
也类似之前所举鲁、齐三军将佐的排序，即至尊者为中军将，上、下军将其次，然后才是各自的佐军，我们可以把这种以三军将为尊、三军佐次之的模式简称为“甲模式”，而类似成公二年（前589）那样的，军行等于卿位并且登位排序的，我们称之为“乙模式”。
那么甲、乙模式能否兼容切换呢？当然可以，回顾在城濮之战之前一年的“被庐之蒐”中（前633），晋国三军将佐排序为：
......于是乎蒐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郤縠可......乃使郤縠将中军，郤溱佐之。使狐偃将上军，让于狐毛，而佐之。命赵衰为卿，让于栾枝、先轸。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犫为右......(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于是三军将佐排位如下:
我们可以看出，晋文公设置三军将佐的思路主要是为了覆盖晋国的三大族群: 中军对应的是曲沃系公族仅存的“武族”，但也是国君从血统上来看最亲近的族群；上军则由广泛生活在晋国，但是具有戎、狄身份（诸如“怀姓九宗”）等异族群体的代表人物领军；而下军则交给血统已经较远、但是根基最为深厚的翼系公族领军，不过下军佐先轸仍然来自曲沃系的“武族”，表明翼系的地位要弱于曲沃系，这就是所谓“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的道理所在。
当次年（前632）晋军出发参与城濮之战的途中，元帅郤榖突然去世，晋文公并没有安排中军佐之后的诸位依次“登卿”，而是越级拔擢下军佐先轸作为元帅，则三军将佐排序为：
也就是说，必须维持“被庐之蒐”形成的三军体系，而且在晋文公看来，中军佐的身份，主要是作为中军将的助手而存在的，并非意味着地位就得高于上军将，因此当中军将易位的时候，并非优先考虑登中军佐，而且郤溱在晋国历史上也始终是寂寂无名的存在。那么至少在城濮之战这个阶段，晋国三军将佐的排序，本质上仍然是前面总结的“甲模式”；类似地，箕之战（前637）中，先轸战死后接任元帅的也是当时的上军将先且居，而不是中军佐，当然晋襄公此举有安抚整个“武族”和先氏家族的意图，但是这个晋升逻辑显然采用的仍是“甲模式”。
上述两个案例的共性在于，一方面晋国坚持在三军将佐排位形式上的“甲模式”，另一方面，“甲模式”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其实在于“被庐之蒐”确立的一套兼顾晋国三大主要族群的利益分配机制；当然后来的晋国历史上，被庐体制逐渐瓦解，那么“甲模式”就没有继续坚持的道理了，也就自动逐渐转型为“乙模式”了。
像晋国这样的大国，还曾经出现过四军、五军乃至六军的现象，处理复杂条件下诸卿排位就成为一门极大的学问。为了理解不同国家、时代和具体条件下的排位变化，我们就先从鲁国这个资料相对充分而简明的国家说起，因为鲁国在大部分时间里面只有两军，比较容易与六卿的排序兼容，也即通用“乙模式”。
下一步我们将话分两头，先以成公二年（前589）的诸卿排序为起点向前倒推，分析这种排序是如何逐步形成的，通过这种逆推的过程总结出一套可以推广和应用的规律来；之后再回到这一年，又以成公二年为起点，继续向后推演诸卿排序的变化，直到《春秋》和《左传》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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