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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佛教之因果异说

走进佛教之因果异说

作者: 佛天慈佑 | 来源:发表于2017-12-14 14:49 被阅读12次

因果是个好东西,好就好在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

先就习以为常的现象界来谈,也就是一般科学所说的因果:凡客观世界中普遍联系着的事物,具有先后相继、彼此制约的一对范畴。“因”是引起一定现象的现象,“果”是由因的作用、“缘”之串联而引起的现象。简单来说,“缘、因”所致后果,如果它们之间有必然联系,就形成因果关系。

但这个世界毕竟是普遍联系的,任何结果有各种因素支持。比如烧水,表面来看,把水放到火上是因,水达到100摄氏度为果。烧水是水开的主因,但不是唯一原因,还有大气压强的作用。若压强不够,水很难达到100摄氏度的沸点。于是大气压强与温度都是因,至于哪个才是主因,就看认定的角度了。所以唯识中,有十因、四缘、五果之说明,都是为了因应复杂情况的说明。

人类在原始时期,唯为生存打拼。他们无法解释自然现象,又必要依循自然规律,便产生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这是最初的信仰,宗教的萌芽。

有两个因素,导致信仰的不同走向。有经验的祖先传授技巧,似能找到规律,减少损失,而能避免天灾。这样的部落会产生对祖先的崇拜。相反若祖先经验不足,或者灾难过于强大,使得部落损失颇巨,便会将畏惧心理放大,从而发展出自然神信仰。自然神以力量为胜,但无法沟通;而祖先灵以经验为胜,但无法主宰。这两种信仰都留存下来,成为所有宗教的基因。

随着人类智能发展,科技能力提高,剩余物资出现,祭祀行为产生。这是人类所能找到最基本的生存(因果)法则:讨好神灵。并相信冥冥之中会有一种力量,使人趋吉避凶。这也是四大文明古国的信仰情况:神灵主导一切,顺从与祭祀成为必要之重。

大家共同信仰一个未知的存在,似乎直接可以进入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时代。不过可惜,部落之间经验不同,导致了彼此所描绘的神灵形象有差。想来也是正常,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本来不同,侧重各异,也就导致彼此发展出不同的人格神。随着大规模迁徙的开始,部落并吞,导致文化交流;社会组织趋于复杂,统治阶级出现了。

统治阶级为了管理需要,他们对宗教改造,发展出律法神。将神灵世界与人类生活联系起来,以此解决社会压力与阶级矛盾。比如古埃及,将法老直接神格化,与祭祀一起取得统治国家的合法权。并积极宣传地府世界与死神审判,以此威慑所有被统治阶级的一切非分之想。

雅利安人自北方南下,进入三大文明古国,对彼此的文明既有干扰,也有吸收。经过总结与归纳,他们带着拜火信仰进入南亚次大陆的农耕文明社会。对原住民的奴役,导致了社会阶级快速分化。

在传统社会习惯中,神职阶级是高级的(掌握知识),他们抛出婆罗门教,宣说宗教天启、婆罗门垄断授权、示好得利。此外,灵魂不灭、轮回不息、种姓天启等思想被包含其中,成为一种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全新宗教形态。

与此类似的是古代华夏文明的宗法制。不过黄河文明的君权是神授,离神差一步,是被神授权与“监督”的,这与古埃及不同。另外,自周天子后,“天子”概念成为人类社会的极点。在此之后的历史进程虽然也有战争,但大多是内部的,对合法权的争夺。大气磅礴着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老子是神在人间的代表,大家都是臣子,分工不同,远近不同,除非化外之人。这是宗法制与种姓制度的根本区别。

人类文明发展,社会形态发展,导致了游戏规则的进步,这都是一种因果。人类创造宗教,本该是为人服务的。但自从话语权被统治阶级占据后,宗教开始为贵族服务。比如欧洲黑暗的中世纪,教权只手遮天。一如“印度”社会的婆罗门阶级,成为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主掌者。

宗教手段,对社会治理之需要而言,无疑是容易并且有效的。被奴役的奴隶,一旦接受这种文化,便会从内心深处安于现状。使得被压迫的人们发自肺腑得接受这种命运,并使遭受到不平等待遇后的一切怨气有宣泄的出口。如果不听话,企图用破坏性激烈方式突破阶级束缚,这样会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不如期望来世,或者宗教冥想,让所有不安定因素随风而逝。

如古埃及的死后审判;到婆罗门教的造业轮回;还有基督教的末日审判,与华夏民俗信仰中的十殿官判。总之,活着治不了,死后算总账;逃得了初一,逃不过十五。但凡神教的因果观,都是如此。或说因信得永生果,或说因善(依统治需要定义)得生天果,还有民俗技巧中的贿赂手段,以期在游戏规则中改写参数。

各民族不同文化,源于人性的大同。形式不一,但游戏规则却大同小异。有没有后门可以开?既然裁判具有人格,示好就行。这是人为的因果,也是有主宰的因果。

在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大陆的过程中,有些人被驱逐,逃离新政权的掌控范围。他们从社会体系中出离,成为真正的自由民。他们没有阶级,只有师徒。前辈总结经验教授学徒,从而形成不同教团。

不过他们的成长环境毕竟不是真空的,所以在思维结构中离不开吠陀的影子。包括灵魂说、轮回说、业力说等。不同宗教导师的不同形上体系,导致了对因果的解说差异。比如有人说:业力是个常数,只会越来越少,不会随行为增加,所以人生享乐就好。这是不利于社会伦理与道德建设的主张。

还有人说:行为导致业力产生,行善得善业,行恶得恶业,所以要多行善,甚至多吃苦。这样多行一善便少一恶,今生苦行,以期灭罪。将来可得恶业偿尽,或纯善极乐之结果。这是有助于社会伦理与道德建设的主张。

这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两种思路,还有别的沙门采取模糊策略,对此不予回答。从此可以看出沙门的自由特色:一切自作自受,并不在乎神的干预。虽然不否认神,但并不赞同祭祀。既然善恶结果,归因于个人行为,何必对神示好?

原始佛教的因果观,要放到沙门背景来看,基本是对沙门主义的继承。但沙门主义有其逻辑中的矛盾处。不是说六师的理论各有漏洞,所谓兼听则明,把所有信息堆积在一起,就会发现问题。

沙门团体各自都有对可验现象世界的分析,和现代科学很像,但并不相同。现代科学对物质分析,是利用仪器的。而沙门时代的方法,大概很依赖主管体验。他们分析人生(宇宙)要素,大抵是二元论的,是机械的“积集”说。

因为要满足轮回的看似“必要”的条件:灵魂。六师学说基本都有灵魂因素的保留,除了阿夷多。他立“五大”说:人死了,属于物质的,还归于地、水、火、风(四大);“诸根”──感觉与意识的根源,归于虚空。人的生死,不过是五大的集散。这是一种断见,类似如今的唯物主义。

佛教源于沙门阵营,自身少有建树。据现有资料来看,他出家后曾跟随这些沙门团体学习。不仅掌握了禅定技巧,也学习了不同的形而上学,当然也接受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尤其苦行体验,一切都达到完美的地步。量变促发质变,终于使他成为沙门主义中的佼佼者。

佛教首先接受了聚集说。基于禅定的开发,他在瑜伽师的特殊视角,将一切感知分为心、色二法:有“质碍”作用的色法,与精神作用的心法。所有人类对现象世界的感知,都是这些元素的集合作用,没有灵魂(阿特曼)存在。这对婆罗门教的根本立足予以否定。

其次对善恶相抵说也有不同看法。因为目标不再是长久保有大善福报,而是以放弃“游戏”为代价的永久出离。即无论善恶好坏,都是业力因果,没有什么是永久稳定的,除非出局。否则难有保障,因为人心无常。

善恶无法相抵,但仍有行善的必要。如同一个黑箱子,里面倒入50个黑球、50个白球。眼睛不看,伸手摸球,概率是一半一半。唯有多放白球,抽到黑球的概率才会降低。这是沙门主义伦理观,佛陀虽然继承,但说并不究竟。

通过佛陀的检视,居然没有发现“我”这个东西,尴尬了。既然一切只是聚集,好吧,没有灵魂,那业力与轮回还存在吗?佛陀说:有啊。据说他在菩提树下,得到三明,这是对轮回与业力的亲见。所以佛法中同样倡导社会伦理与道德,人要行正道,不能犯戒。包括在宗教中说,唯有佛法八正中道,才能导致解脱。

解脱是沙门阵营的共同目标,因为大家认同世间是苦,包括神灵世界——色、无色界都有轮回。虽然大福报众生的寿命恒长,心想事成,一切如意,但终究不能永恒如此。业报寿终,仍有下堕的可能。在这个世间的局中,没有绝对安乐可言,只有解脱出局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之道——涅槃。

佛陀将这些理念拼凑起来,遇到一个麻烦:聚集无我,与业报轮回,看起来这确实是一种矛盾。既然无我,谁来承载记录?轮回无尽,总要有个主体。佛陀说:你们的因果观太机械了!真相是“缘起”,唯有彻见真相,才能实现解脱。

婆罗门教教义虽然具有阶级性,但得到便利的人们却有捷径可行:即不必苦行,祭祀就好。只要对神示好,就能永保幸福。佛陀否认了这种观点,他站在沙门主义立场上说:好坏由业力决定,神也不能修改记录。如果他能修改记录,为什么不帮大家一次改完呢?他是没有慈悲吗?

所以提出无我之旨,这是针对婆罗门教的灵魂说,使得祭祀万能的说法破产。但这又出现问题:如果说无我,那么轮回因果还有吗?这样不就落入别的沙门的观点了吗?佛陀也不如此说,他说因果有,这就保住了游戏规则。表面来看,这是对沙门主义思想的提炼,但终究是拼凑的,至少在逻辑上却有文字的难到处。

佛陀自己是可以用沉默来解决的,用“十四无记”总结了不予回答的问题。这对自己内部的纷争固然有效,但终究难以面对外部公评。事实上,最终也导致了佛教僧团的分裂。

佛教讲的因果,是缘起义。一切事物待因和合而生,缘尽分离则灭。“此有故彼有”,这是对缘起法则的最好说明。至于动力何在?至于因之由何在?——业力。由于相续作用,行为导致业因,由此再生后果。举个抽象的例子,就是转动能到势能,然后势能到动能的转化过程。

所以佛教对在家居士教导持戒行善,以期将来有更美好的实现(伦理)。然后对出家人教导止观,以特有之能力,永断轮回,不受后有。这里有个陷阱,有人为了解释业因果报,给业力找了一个家——灵魂、阿特曼、我、识……这是外道因果观,不是佛教的!因为佛教不考虑这些问题。

有个形象的举例:一支蜡烛的火,传给另一支蜡烛。这个火,不能说是前一个火,也不能说与前火没有关系。就是这样,做了一件事,这是动,当这件事完成之后,必然形成一定的势能——因;然后过一阵子,等条件成熟了,会转化成新的动能。这也是唯识“种现熏生”观的原型。

但一般未能达到解脱的人们,必要用思辨来想象,那就难免偏颇,甚至后世有了“有我性”根本变质。毕竟“相续”前后,断还是不断呢?龙树提出的八不中观,是对偏离的纠正,用负面表列的叙述方式,阐述缘起的真实义。

但文字毕竟是文字,有人看到“空”字,望文生义,又走入歧途。便有弥勒菩萨开三时真了义教,说虚妄的错谬是不存在的,而“缘起”确是真实不虚的。如果能够掌握不有不空之中道,那才是圆成实的。并且善巧安立阿赖耶,用巧妙之定义——不一不异,不断不常。有效规避“赖耶实有”之梵化性变质。

还有一个地方要注意,任何一种佛教学派,都符合于原始佛法,不染指十四无记的原则。因为一切都是关于认识论的实践指导。类似于经验主义,而并未回答有无。所以佛教之业因果报说,既鼓励了持戒修善的一般善良,也指出了突破轮回枷锁的可能。

世间的一切是缘起的,谁高贵?谁低贱?婆罗门也是人,首陀罗也是人,再把范围扩大到众生,包括大家祈祷的神明也是生灵之一。神明也是依其善业,才做了神,一旦报尽,仍不免轮回。唯有自己行善,才有善果,唯有出世正道,才能解脱。这是沙门思想的完美整合,成为足以抗衡婆罗门教的一杆旗帜。

不过佛教的博采众长也遇到了问题,因为一切要基础于实践体验。佛陀自己有了涅槃的特殊体验,通过经验传授也让弟子们达到相同境界。对于没有这种特殊体验的人来说,要用思辨手段达到了解,可能就比较困难了。

内心世界外人无法把握,可外部表现却足以吸引世人。佛教迅速聚集人气,(很多还是因为抗衡婆罗门教的政治因素,)让佛陀成为时代明星。在以婆罗门教为“国教”的古代印度社会来说,确实是一个另类。盛名之下,便有宵小乌合,当然这个问题在佛后才特别凸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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