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有信仰的人，都会面临一个问题：神格。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反映出个人的学养与个性；将决定个人的信仰品质，也会影响个人的宗教行为。
在原始社会中，生产力低下。人们对大自然敬畏，又必要赖以生存，免不了对他盲拜。每个部落遇到的问题不同，但老人经历得多，自然会有经验，找出规律以应对困扰。这样经历久了，大家发现，似乎只要掌握规律，不仅可能规避风险，甚至可以加以利用以服务生产。有利可图，有例可寻，便导致形上化与人格化发展。
部落中有人带领族人，循着经验逃出险境，便导致大众对他的信任。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出法老的国度，此后一系列神话，反映出大家放大了对他的信任，口耳相传以至于神话。包括中国古代禅师，用常人不及之手段，行破偶像、立法身之宗旨。但后人不免落入传统窠臼，成为新的造神。
人类对自然崇拜，经验越来越多，这就产生了专业。那些专业人士在部落间拥有话语权，掌握更多资源，成为统治阶级。人们不断与大自然抗衡，位格趋于接近；将人神格化的同时，也在对“神”人格化。老天爷是可以沟通的吗？掌握了话语权的人说，可以！
专业垄断，那就有设计传承制度的必要；资源掌控，那就有设计献祭制度的必要。一切社会制度都是源于此的。当一个部落，或部落间某个权势独大的时候，社会规则尚属简单。但人有贪私之欲，当有两股势力交集在一起的时候，便有抗衡的需要了。
有什么比神更具力量？便要争取人间总代理权。如何争？靠关系。若有人能直接与神对话，那他的地位便无可怀疑。所以最初出现的社会文明，神职是绝对权威。得罪武士，不过被他杀死；得罪老天爷，那是要灭族的。长此以往，阶级出现。
如今四大文明古国，最初都有神权统治的过程。除了自然神，另外设计出律法神，用以推广伦理与道德，作为世间王法的补充。被剥削阶级难免反抗，强权虽能镇压，但社会成本太大，甚或有失败的风险。不如用宗教手段，完善社会组织，让大家各安天命，各司其职。从内心深处听命于神（代言人），这样足以凝聚散乱的人心。发展生产，也使资源集聚，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
工具好用，毕竟双刃。统治阶级利用宗教，得心应手，难免蒙了良心，失去理智。为了获得更多享乐，商人用活人献祭，而且“祭品”必须贵族，这必然难得人心。人们选择宗教，拥有信仰，初衷是为更好得生活。若因此失了性命，便与愿违。当然，这种大规模活人献祭，本身也违反了控制社会成本的总原则。
周人就较聪明，用“天子”概念笼络人心。大家都是子民，而我作为天神在人间的代表，代为统治国家。人们安居乐业，在合理范围内“纳税”，而我代表天神，自然要顾虑到大众的福祉。国是大的家，既然天爷、君父、臣子的位序是合理的，宗法制出现了。这一设计无疑是先进的（当时来看），使得黄河文明在此后的战争成为内部合法代理权之竞争。虽然也有死亡，但在文化上、道统上，成为一贯。此时的神性已经脱离位格，简直就是呼之欲出的“太上皇”。所以影响到如今华人的性格，与一神信仰的民族不同。
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后，不断驱逐原民。他们带来拜火信仰，虽然神样子不同，但人性大同，社会形态也差不多。西方文化的神格也有发展，从最初的自然神，到保护以色列人的部落神，再到后来形上化的位格神。（否则如何吸引异族？）
外族不断进入南亚次大陆，受了殖民的福利，等到社会资源足够支撑起上层建筑，统治阶级（专业神职）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发展哲学与神学，这与希腊的情况很像。都吃饱了，便开始琢磨神。用吠陀经典记录历史，也夺得统治的合法性。种姓制度与宗法制度的唯一区别，在于“化外”之贱民阶级，他们得不到外族部落神的宠幸，从肉体与精神两个方面被不断驱逐。
具有政经特权的婆罗门，为人们提供代祭服务，顺便垄断资源。他们血统纯正、传承文化、容貌端正、行止有节、智力发达。受“荣誉感”驱使，一部分人在完成了学习与服务之义务之后，开始专务修行。探求他们口中最高的真理，并争取与之交融，实现超人格的成就。
他们宣扬一切自大梵而来，必要与梵相应，这是人类在宗教领域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大梵的神格，类似造物主，只是所造的世界，与对世界的理解不同。西方一神教并未怀疑世间的真实性，而印度教的世界观则对现象世界怀疑。除此之外，神格没有不同。（与神同在和与神合一都是超验概念，无法置评。）
西方的一神观遇到许多问题。比如说全善与全能，那就要对世间的苦难负责。用三位一体与自由意旨说建立起来的基督（天主）信仰虽能勉强自圆，远不如印度教的哲思缜密。商羯罗大师的吠檀多不二论说，成为人类所能达到宗教与神学的顶峰。
那些被婆罗门政权驱逐的人们，学习婆罗门教中的专业“哲职”。不如婆罗门还要放弃社会角色，他们本来就在“正统”社会中没有身份，是天然的自由民。这些人被称为沙门，否定神权，反对祭祀，为人类之幸福努力，各自找寻解脱之道。
当时的印度早未统一，部落国家林立。有君主大国，也有共和小邦，佛陀就是其中一个小邦国的王储。受大国吞并的压力，家人对他期待很大，给了他极好的生活与优质的教育。希望他顺利接班，为国图强。
人算不如天算。大国吞并小邦，在那个时代成为一种趋势。佛陀生活在王室，不可能不听到些讯息。是否影响到后天性格养成？有两个线索可以参考。他在田间看到动物相食，感到人间的不幸（悲观）；又在城外看到生老病死与修行人，因而引发出家之念。至于说，诞生时算命早有预测，家里努力让他生活在楚门的世界里，那是后来的说法了。
佛陀体格强壮，教育良好。出家后广泛接触沙门，认真学习。几乎全都学通，而且还有突破，成为宗教明星。再加上他本身又是刹帝利王族，自然成为沙门中的领袖。另外他辨证得扬弃了沙门主义学说，加以整合与亲身体验，终成一代宗师。
有人说佛陀自出生起，就直奔解脱而去，我觉得有点牵强。命运二字，投生在谁家是命，因为那无法改变；但后天养成却是运，一切大有可为。佛陀身上的担子很重，他深知在军事上抵御大国的可能性很低，唯有在思想上超过他们，以此阻挡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事后证明，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虽然佛陀取得了伟大的宗教成就，但家国被灭了。
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说是得到“三明”，后又在鹿野苑说法。最初的教法应该比较纯粹，代表了佛教的精髓。如今能查到的资料是八正道、四谛说、五蕴说。八正道是行法，四谛说是纲领，五蕴说是解论。五蕴说的本质是沙门主义的“积集”说，这是佛陀对婆罗门教开的第一枪。
“积集”，是沙门对可验现象世界的分析，和现代科学很像，但并不相同。现代科学对物质分析，是要利用仪器的。而沙门时代的方法，大概很依赖主管体验。他们分析人生（宇宙）要素，大抵是心、色二元论的，是机械的“积集”说。
因为要满足轮回的看似“必要”的条件：灵魂。六师学说基本都有灵魂因素的保留，除了阿夷多。他立“五大”说：人死了，属于物质的，还归于地、水、火、风（四大）；“诸根”──感觉与意识的根源，归于虚空。人的生死，不过是五大的集散。这是一种断见，类似如今的唯物观。
佛陀通过禅定，对这种理论检验。接受了聚集说，但并不认同阿夷多的断灭说。因为业报是必须成立的，否则失了根本；却又对灵魂说予以否认，因为那是婆罗门教的基础。如何将这些理论整合起来？佛陀说：证了就会知道。这等于没说。
“不断却不常，相续又不一”的说法是后来的。佛陀对许多问题并不回答，他立“十四无记”，以此作为僧团讨论佛法的“禁区”，从内部规避在形上问题上浪费时间。
可针对外部，佛也不说明清楚，导致日后成为为人诟病的一个点，也造成部派分裂的导火索。佛陀说：他教导的是实践经验，只能用以亲证。若流于思辨，必然偏向一边，那会遭到来自婆罗门与沙门的攻击与吞噬。难怪龙树与弥勒（无著）后来的救火之举。
其次，针对婆罗门至上的种姓说。既然神视人为不平等，便落入部落神。凡不被神高看一眼的人们，便有理由投向沙门阵营。既然你说你的神灵，他说他的神灵，反正都没见过；彼此的宗教导师们看起来都很自信，自然是谁更亲近就去找谁。
说到底，还是人性问题。人类创造宗教、信仰神明，无非是为趋吉避凶。你信婆罗门教，得到了好处，掌握社会资源，于我何干？我信婆罗门教又没有好处。且你说的死后回报，还是被你踩在脚下，还是不能翻身，那不如去信沙门了。
此外，还有一个隐情。婆罗门喜欢黄金与土地，而沙门往往只要一餐饮食，社会底层当然更喜欢后者了。另外，沙门说一切业力决定，那我又何必讨好婆罗门。大梵是人格还是位格？恐怕婆罗门自己都回答不好，因为高了没用，低了问题更大。
世界上的神论，大概就那么几种：专为我族提供服务的部落神，上升为不理人类的位格神，那是不具人格的（类似老子说的天道）。但这种神拜了没用，难免被许多人忽略。还有民俗信仰，比如各路解决实际问题的神灵，用谈判与贿赂手段，期待他的帮助。这就很像马仔，神格高不到哪去。因为常常听说，因为许愿不还遭到报复之类的说法，可见得格调不高。
插一句题外话。人性大同且神格相类，为什么现在诸大神教看起来互不相认呢？因为事关个人体验，自然无法取得共鸣与公评。且谁又愿意丢掉自己的奶酪，去吃别人的“祭余”呢？
佛陀作为沙门主义代表，虽然理论有“折中讨巧”的倾向，但依之实践的人，全都声称正确无误。佛陀是刹帝利阶级，在沙门阵营中算是“高级”，本身又是知名人士，且佛与诸大弟子的举止性格温良恭俭，自然足够吸引人。后出的佛法渲染了佛陀神性的一面，但这不是事实。现实生活中出现那么一个神相，很吓人。人为造神，必有阴谋。
最后，佛教扩充了世界观，与轮回观结合，针对吠陀神启。如果神仍有生死，只是福报较大，那又有什么值得讨好的呢？这是彻底颠覆婆罗门教的最后一击。因为众生平等，神失了神格，便与一切众生同一人格，使婆罗门的偶像崇拜之宣传无法为继。佛经中大大宣扬了作为婆罗门教崇拜对象——梵天的不断崇佛，使得佛教在理论上有了压过婆罗门教的趋势。
持中而论，佛陀的教法就宗教意义而言具积极意义。但就社会意义而言，却有颠覆阶级的隐患。在今天看来，阶级不是好事。但在古代社会，阶级代表了社会秩序的稳定。这就难怪了佛教在印度始终被当作另类，而被官方（婆罗门）所警惕。而且佛教传入中国，被儒家攻击，也大概是基础在这个点上。
佛教代表了沙门主义阵营，完全针对着婆罗门，互相抗衡。包括沙门主义内部还有异说，各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声音，彼此促进着发展。后期聪明的政治家（比如阿育王、唐王朝）利用了这一点，使其最终坐收鱼翁之利，终于巩固了皇权（压制神权）。
最后一个问题，佛陀观。若想象他是位格神，那就与一神教类似，便会遇到一个难题：既然佛陀拥有一切能力，为啥不拯救人类？还是要回到人格。佛陀首先是人，但除去了人性中的不良因素，仅此而已。至于后来的神格化，使得印度教找到突破口，直接将之“收购”，使得佛法在印度失去了与印度教抗衡的可能，终被吞噬也是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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