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初到印度的人而言，那是一个色彩斑斓的国度。这不仅是说随处可见耀眼夺目的鲜亮颜料，还有特色各别异彩分呈的宗教文化。那是一个神明超多的地方，据称他们曾统计出三亿个（？）神来。这是一家一神的概念吗？天晓得。
神谱如此发达，体现了宗教的生命力，一切得益于雅利安人与婆罗门的努力。在这片南亚次大陆的中部平原，三条河流从雪山带来源源不断的水源。气候温热，物产丰沛，适宜生存。雅利安人自西北方来，进入这片土地。他们是幸运的，单一地缘压力，不用面对过多外敌。得着先进科技的赞助，他们将原民驱逐。利用宗教手段实行种姓隔离，产生了吠陀、婆罗门教与印度教。有了相对长久和稳定的发展时间，让这一文明流传至今。
早初的信仰是单纯的，那是对大自然未知力量的恐惧与盲拜。后来便有了神话，那是逐渐人格化了自然神，再加入伦理性的赏善罚恶之条款，使得宗教更具社会性。社会有了阶级，那些掌握经济与政治特权的贵族开始垄断意识形态。他们利用宗教，使得企图突破阶级束缚这样具有破坏性激烈方式的成本增加；用来世期望与宗教冥想，让所有不安定因素稳定下来。
手段是个问题。不同的规则制定者面临了不同的现实问题，运用了不同的技巧。总体而言，一族对另一族的统治，一般较为粗暴，从肉体到精神予以强制压迫。而在一族内部，则多运用教化手段。黄河文明是相对幸运的，自周天子之后，一切战争无非是内部的，对代理权的争夺。使得民族性的养成，自有一种不同。
神明很辛苦，随着人类社会的变迁，不断变化其位格。比如西方信仰中的一神，从最初的自然神，到为犹太建国出力的部落神，再到后来放眼全人类全世界的位格神。又如婆罗门教，本为异族入侵者的殖民工具，却意外成为东方信仰的典型代表。只能说一切很意外，一切很无奈。
约从公元前10世纪起，雅利安人移殖进入恒河流域，这是印度文明的灿烂时期。他们集出《吠陀》，推广祭祀活动。那时的教义，确立了婆罗门教的三大纲领：吠陀天启，婆罗门至上，祭祠万能。
吠陀天启是说明合法性问题，把一切推给“神谕”，便是真理，不得存丝毫怀疑。既然是真理，那么婆罗门便代表了神的意志，拥有至高无上的话语权。以此制定种姓制度，便成为天经地义的事了。那些非婆罗门阶级的再生族，可以通过祭祀实现与（部落）神交好。神高人低，神与人的关系唯依于祭祠，祭祠成为宗教的第一目的。此外，有一些原始的，有关息灾、开运、咒诅、降伏咒法的民间信仰也保留了下来，集为《阿闼婆吠陀》。
祭祀的前提是有神有灵魂。有关灵魂的学说，是雅利安人带来的，文化同源的希腊哲人对此也有阐述。如毕达哥拉斯即认为灵魂不死和轮回转世；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代，此说趋于成熟。苏格拉底认为，身体和灵魂是分离的，牺牲肉体欲求，可使灵魂达到自由解脱。
灵魂是第一性的（神），与肉体无关，可以独立存在。那么人死以后，自然不会灭亡。进入“地下”，等候审判，或升天堂，或堕地狱，或转世轮回。在《理想国》和《斐多》篇中所描述的死后世界，与我国民间流传的十殿审判，还有古埃及的冥王审判十分相像。
《斐多》：“灵魂在取得人形之前，就已在肉体以外存在着，并且具有知识。”灵魂中有善有恶，经后天影响，会导致人的趋良与趋恶。所以要努力于道德修养，“当自己的主人”，发挥灵魂中好的部分（理智），超脱物欲诱惑，追求智慧与真理，使灵魂解脱，使心灵自由，以得到来世永恒的幸福。柏拉图的生死轮回说，是西方哲学中的伦理教育。这种精神肉体二元对立的思想影响了笛卡尔，禁欲思想则影响了近代西方。
有了灵魂说、宿命说与轮回世界观（无始无终），印欧神话中的宇宙是恒存的，诸神也在世界中存在。直到婆罗门教之大梵思想出现，才有接近创世思想的产生。（与闪族的一神思想不同。）这是随神格上升，教职垄断所引起的，直接促成反神权的沙门主义出现。
雅利安人渐向东方移殖，恒河流域出现了毘提诃王朝。毘提诃不是纯正的阿利安人，有悠久的王统传说。婆罗门着力推广祭祀，努力使之通俗化；影响到恒河中流，开展出古奥义书文明。
受到阿阇世王的赞助，奥义书思想兴起，“婆罗门”地位开始动摇。奥义书重视真我（阿特曼）的智识，智慧超过神助，祭祀不再万能。说“行祭祀苦行者入天界，于其中轮回；惟住于梵者能得不死”。这可能是皇权对教权的反击。
奥义书的重要建树有二：一、真心的梵我论；二、业感的轮回说。从多神向一神进化的过程中，不断将神话形上化。说“梵”才是宇宙的本原、真实；他的人格化表现就是梵天神；我们每个人都有灵魂，那是小我。
在不断生死中，人是迷妄的、虚幻的，不过阿特曼（我）却是与真常本净的梵是同一的，所以说“我者梵也”。自我是超验的纯粹主观，所以是“不可认识的认识者”；此“唯一不二的主观，即是梵界，即是最高的归宿，最上的妙乐”。与梵为一才是关键。
至于业感轮回说，是源自于几种理念的综合。首先是灵魂不灭，然后是轮回不熄，最后是业报不失。三者联合起来，便有实用性：根据人的行为，造成善恶不等的业，会决定将来轮回的沉降。“人依欲而成，因欲而有意向，因意向而有业，依业而有果（报）”。
业力说与真我论结合，“我”为行为后果所限，从此生转到他生。对照“真我”的真净妙乐，感觉到人生的迷妄与悲哀，因而促成以后解脱思想的隆盛。
真我论，为吠陀文化的开展，而业力说却是时代新声。在当时，有关“业”的新说是不公开的，“此不可于众人中说，惟两人间可传”。所以耆婆利王对婆罗门阿尔尼说：“此（轮回）教，直至今日，婆罗门未曾知之”。
这一东方自由思想，突破了阶级的束缚。首陀罗人会轮回，雅利安人诵习吠陀，也不过如此。无论沉降都是轮回，不如依真智而悟真我，贱民也能入于不死的梵界。如《薄伽梵歌》说：“上而至于诸天，诸界皆有轮回。”
人的善行与恶行都会造业，根据业的黑白，死后轮回为各种生态。《布列哈特奥义书》：“依照一个人的动作和言行，他成为这，成为那，因此他的来生是：一个善业的人成为善，一个恶业的人成为恶。由净行而得净，由黑行而得黑。”而记录善恶业的载体是“我”——阿特曼。通过灵修，达到与第一因存在、永恒不灭的大梵合一，即可达到永脱轮回与苦难的解脱——涅槃。
约在公元前六世纪初，毘提诃王朝没落了。恒河南岸以王舍城为首都的摩竭陀国兴起，而北岸则分散着不少小邦。如孟德斯鸠所说的，大国君主制，而小国共和制。恒河两岸，受到雅利安与非雅利安文化的影响，展开全面的思想抨击。
那时状况十分糟糕，社会秩序崩溃，战乱频频。波斯人从外部入侵，雅利安人摧毁了很多土著国家，出现了无数流民。这些“亡国奴”失去了国家，也失去了土地，被驱逐出原先的住地，这就导致了苦行与隐遁者逐渐增多。
还有部分是反抗阶级压迫，脱离了社会阶级的人。由于种姓制度所支持的人权不平等，再到神权宗教所支持的政治不平等。宗教文化权，乃至政治经济权，全被“黄金”贵族阶级垄断，社会中开始弥漫起反垄断的沙门主义思潮。这股思潮虽不能脱出传统信仰理论基础，不过其直接针对神权权威，提出人本思想，认为只有通过自我提升才能导致解脱，这无疑是积极与进步的。
婆罗门种姓受了特权与特质的保障，得以专注于上层建筑开发。作为专职神权代理人，将生命规划为几个阶段：学习、服务、修行、休息。在最后阶段可以抛弃所有权利与义务，接受供养，四处游走，作内在提升，为死后服务。这确是极好的安排，并透出一丝自由的曙光。
有一些非婆罗门血统的人，可以抛弃社会物质生产之义务，专为精神建设服务，终其一生努力修行与思考，这就是东方自由沙门主义。被黑暗笼罩的人们有了一线希望，抛弃先天血统的藩篱，认为出生不能决定高贵，智慧才是唯一标准。隐遁者不再迷信祭祀，也降低了对生活资源的需求，他们放弃一切世俗身份，专心禅思。这种学风似乎消极的学风，不但哲理深入，更有不受神权束缚的积极意义。
沙门团体很多，佛教举出具有代表性的六师：富兰迦叶、末伽黎拘舍罗子、阿夷多翅舍钦婆罗、鸠鸠陀迦旃延、散惹耶毘罗梨子、尼乾陀若提子。这六位都是一代师宗，有许多弟子随从。其中尼乾子即耆那教，现在还有不少信徒。
六师学说有共同的课题：第一分析可感知世界的基本要素。大抵是心色二元论的，是机械的“积集”说。第二对于可感知世界的本质说明。是真实客观的存在？还是感观所造的虚幻？第三论说行为善恶对业力（轮回）的影响。
第三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影响到方法论。有人认定苦行可得善果，有人认为行为无关善恶，便有享乐主义与苦行主义两途，这是六师的最大分歧。不过沙门主义还有一个产物，就是极重要的禅定技巧。总之，六师的宗教生活是修定主义，苦行或是任性的随缘，以求人生苦迫（现生或来生）的解脱。不过佛教产生的一切因素，基本都已具备。
时代的思想界活跃而陷于混乱，释尊适应于这一情形，在理性与德行的基础上后来居上，建立了实现解脱的正道。不过从本质而言，佛教也是沙门主义阵营中的一员，只是他的说法善巧，才成为此中的佼佼者。不过从生活习惯上来看，佛教与这些沙门团体并无区别。这些沙门团体，互相争执不休，不过对于婆罗门，他们却是团结一致的反对。
佛教作为沙门主义的代表，成为抗衡婆罗门教的主力军，被反神权阶级的政府利用。阿育王就面临过这样的局面。不过婆罗门的反扑，反而促成了印度教的成熟。得着人口的便利，终于成为世界第三大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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