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始于神话；因为畏惧自然之心理，导致万物有灵之信仰。再加上科技能力有限，行政效率低下，统治阶级为了管理过于庞大的社会组织，不得不运用宗教手段，改革以伦理与道德因素。所以古代四大文明古国，几乎都有相关民俗信仰。
古埃及人主张灵魂不灭，认为人的灵魂可以脱离肉体独立存在。人若生前作恶，死后下到冥府，死神用天平秤量人心，以此判断善恶。中国民俗说法与此类似，人死以后，地府阴司会调取生死簿之记录，赏善罚恶。可见原始民间信仰的出发点，无不基础于人性；为了政治服务，有伦理规范与道德建设的作用。宗教的现实性与实用性，这才更符合古代民间信仰的实际情况。
雅利安人进入四大文明古国中的三个，使彼此之间有了交流。由不同地区的贵族再作形上化发展，遂成当今世界流传之宗教。3500年前，雅利安人进入南亚次大陆中部广袤平原，这是一片土地丰饶、物产丰富的大地。得着先进科技的便利，他们驱逐并奴役原民，使得贵族的财富急速积聚。他们的先祖是靠游牧为生的，如今下了战马，开始农耕，但祖辈传承与延续下来的传统信仰却不会轻易改变。
雅利安人崇信拜火教，这是在古埃及人的信仰基础上发展成的。他们认为不仅灵魂不灭，大凡人做过的一切，都不会随行为本身的中止而消失，离“业报不失”只差一步之遥了。这一思想传入印度生根发芽，因应贵族阶级的管理需要，设计出种姓制度，结合意识形态，逐渐形成婆罗门教。
婆罗门是神职阶级，站在金字塔顶端，设计出来的教义必然会为其自身服务。为了让底层奴隶听话，他们将“灵魂不灭、业力不失说”进一步改头换面；与“轮回思想”结合，最终形成《奥义书》中的业报轮回观。
这一精神枷锁，如同中国古代的宗法制设计，使得社会阶级各安天命。那些有感于社会不公的人只能怨天尤己，或者寄希望于将来。在相对落后的古代社会，这一设计无疑有其一定的历史作用。社会安定，雅利安人成为印度这片土地的主人，带有殖民色彩的婆罗门教也逐渐成为印度文化的主干。
华夏文明是幸运的，一种文明持续发展而少被干扰，所以会有“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话语。这需要极大气度，包容一切，接纳一切。比那些把异族当作奴隶，不把人当人的蛮族文明得多。走过上古时期部落兼并的阶段，自从有了“天子”的概念，华夏文明已然走到时代前列。虽然之后也有战争，不过都是内部的，对“合法性”的争夺，而不是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清洗。
种姓制度无疑是带有歧视色彩的，虽然包裹以信仰外衣，但这掩盖不了殖民主义的本质。婆罗门教直接宣扬种姓世袭，用血统决定个人的社会地位。这是一种森严的等级制度，因为后天的任何努力，都无法改变一个人的出生。
婆罗门得到特权，同时也就必要面对质疑；他们掌握了解释经典的话语权，便有面对社会压力的义务。虽然可以用军事力量与社会资源来防堵基层人民的反抗，不过这终究是消极防御。宗教中，利用“梵天四个部位代表四个阶级”的说法毕竟是苍白的。他们迫切需要一种论述以赞助种姓制度的优越性，使得被压迫的人们发自肺腑得接受这种命运，并要将遭受到不平等待遇后的一切怨气有宣泄的出口。他们找到了，那就是因果报应、业力轮回。
雅利安人认为，每一种生命都有灵魂，灵魂是不灭的。生命死后，灵魂会再生，善恶将得到报应，这种轮回周而复始，无始无终。要想解脱，必须达到“梵我如一”的境界，即灵魂与神合一。这里有四个因素：第一、灵魂不灭；第二、善恶报应在轮回之上；第三、这个过程无始无终；第四、要想解脱，唯依靠神。
灵魂不灭，死后进行轮转。人一生中所作的业，决定了他下次转生时，究竟是成为更高等的种姓，或更低等的贱民；亦或变成一只走兽，甚或一只昆虫。一个人，为什么今生苦难，那是由于过去生中的罪孽。谁做的？自己。出生不好是“原罪”，便不能埋怨别人。这辈子吃苦不能反抗，反抗就是违背神的意志。甘于不公的命运，争取能够取悦神，以此换得下辈子的好运。这是赤裸裸的利用神明来压迫被统治阶级，难怪宗教会被当作“精神鸦片”了。
转世轮回的设计，其实是有积极作用的，比如众生平等。无论是动物还是高级祭祀，灵魂都是一样的，所唯一不同的是业。而业是有为的，是可以努力的。此外，轮回观念还带来了一个副作用：饮食选择。如果许多动物的躯壳里住着“人”的灵魂，那吃肉的行为就会显得残忍。对印度教来说，特定饮食是“高贵”的象征；除最低等种姓外，所有人都要避免吃牛肉。而一切奶制品，都仅只用于献祭仪式。
人在这样一个看似封闭的轮回世界中，难道就没有出路玛？今生作为婆罗门，难道与平民一样，下辈子都有轮回沉浮的风险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婆罗门就真是“高贵”的，因为制度设计者本身，没有给自己留后路。但是，他们真会这样做吗？
对不起，作为胜利民族的雅利安人，是有机会走后门的。因为上三种姓的人有对神示好的特权。只要严格奉行各种戒律、例行祭祀（行为）；通过学习、修行、亲证真理（知识）；信奉神而得恩宠（虔信）。如此特殊的虔诚、默想、禁欲和理解永恒真理的人，是可以避免生命轮回的。
心中有神，这一不朽的力量会令人神圣。这样，人不用在轮回中面临向下沉沦的风险，且永久脱离，达到绝对永恒完美的神的“国度”。这样的灵魂被称为达到超脱。而神不会出现在贱民的心中。
婆罗门是神在世间的代言人，换句话说按照神的恩宠程度，划定等级，婆罗门才拥有至上的地位。所以他们专务修行，克制情绪及苦行（受耆那教影响），使人达到梵我如一的境界，摆脱轮回之苦。这是只有婆罗门才能够修炼的方法。
刹帝利是世间的实际管理者，所以他们也能向神献祭。而吠舍们却只能请求婆罗门代祈，他们是光明世界里的底层。虽然今生没有优势，不过通过祭祀，神会庇佑他们。不若黑暗世界里的首陀罗，他们是“被看不见”的阶层，与神无缘。
在代表了最高智慧的“天启”吠陀中，还有在婆罗门的口中，神是如此的“不公”。他的恩慧局限于部族，神是部落的神灵。这种倾向性，必然遭致反抗。后出的沙门主义者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逼迫婆罗门教义继续向精密化发展，即是具有位格神倾向的印度教。
受雅利安传统信仰影响，婆罗门原是信奉多神的。而到了后期，产生虽有多神却以三大主神为本的思想，从而显示出向一神教发展的倾向。
大梵天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毗湿奴则更具世间性，能创造和降服魔鬼，也是世间的保护神；而湿婆则是舞蹈与毁灭之神，是世界的破坏者；以男性生殖器为象征，并拥有不断变化的形象。这三个神绝非独立个别，他们都具有化身性质。不过根据印度教经典来看，三位主神的位格是不定的；而且三位神诞生的先后顺序也有分歧，是具有特殊性质的一神教。
大梵天在《往事书》中，被描述为有四个头和四只手，分别持着乐器、贝叶书、念珠和莲花，坐骑是鹅。大梵天创造了娑罗室伐底为妻，她是智慧、文艺和科学的保护神。须要说明的是，大梵天王与“梵”不同，一个是位格神，即在形上学中所扮演的角色；另一个是类人格神，类似盘古与宙斯。不过由于世界观不同，印度教始终认为常人经验的现实世界是不真实的。那么盘古开天地，与大梵造世界的意义便有了天壤之别。
在吠陀时代晚期（约公元前600年），婆罗门教已经基本完备。但是民间信仰的力量不可小觑，随着婆罗门教的不断推广，与地区性民间宗教神祇和传统融合，出现了五花八门的神谱体系。据说有超过亿万个神明，主管着各类事情，这就像极了希腊神话。比如：湿婆和雪山神女之子，象征着仁慈的象头神；象征忠心与力量的猴神哈奴曼；毗湿奴之妻，象征财富及世俗功绩的吉祥天女神等。
比较有趣的是对湿婆的信仰，居然成了最为普及的大神。人皆畏死，于是在人心中，不断扩充它的象征性。说他既是毁灭之神，又是创造之神、收获之神、丰饶之神、舞蹈之神以及瑜伽之神（瑜伽及苦修实行者的主神）。因而，这位神祇同时代表着毁灭者和创造者的两面，既制造痛苦，又带来福祉，是真实面目的宇宙的真正代表。
在代表统治阶级的早期婆罗门教盛行的时期，沙门主义运动也在进行着。这是一个脱离了种姓制度的存在。他们对婆罗门教有抗衡，这也促使婆罗门教不断进化。大约在公元2世纪左右，奥义书集大成，六派哲学体系也渐成。印度教继承了婆罗门教的基本教义，并综合了各种宗教之主张。他们虽仍然信仰梵，保留并改进了业报以及轮回的主张，但许多教义已经有了形上化倾向。
在印度教发展的后期，大家更强调宇宙万物的统一性，和超乎类人格神之上的唯一创造本原（第一因）的存在。即使没有宗教信仰之仪式，没有沉思之行为和对永恒真理神秘理解之智慧的各种沟通管道，也有可能找到通向创造和宇宙真理之门。
神的位格性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超位格的存在是无法用形象描绘的。（而且就世间伦理与一般道德的角度来说，那是无用的。）这就是古代三大一神教都有不准描摹“神”形象（偶像）的主张。
和佛教一样，婆罗门教起初并无寺庙，公元1世纪左右才开始有零星庙宇出现。寺庙的设置，无疑是为扩大宗教影响力服务的。寺院里常年举办庆典与祭祀，吸引成千上万的人，形成盛大、热烈的场面，增加了参与性，使得宗教习惯变成了生活习惯。
直到公元8世纪，吠檀多哲学大师商羯罗提出了“不二一元论”学说，认为除“绝对”的“梵”以外，没有任何真实。而梵的另一面则与人的精神是同一的。在哲学上来说，这是一个更完整的唯心主义体系，彻底将人类所感知的世界“虚假化”。
他说，人们要摆脱虚妄，达到真实的道路，必要认知到这一点。不过虚假又并非虚无，物质、灵魂、具有人性的神又都是有作用的。不能说真也不能说无，而一切都是幻觉，是梵以幻力进行了神秘而不可喻解的作用的结果。
他认为人之所以迷失，是因为把幻象当成真有，没有智慧的人是无知无明的。人的本我，就是他的不死的灵魂，他的精神，在本性上是与最高实在——“梵”完全相同；人生的目的，就是摒虚幻不实的物质世界，使人的本我与梵合一。这多少有点西方哲学中经验主义的影子，不过更倾向于唯心的一面。
如果能够通过现象界之表面，看到背后真实情形之存在，那便可以摆脱痛苦的无尽轮回，进入神妙的纯粹极乐之状态。而方法，无非是在心智上进行多方面的修养，逐步做到能够区分真假，（永恒的东西和无常的东西）；并能控制自己的感官，放弃对于世间物质的执着；热心向往与梵的结合，通过冥想，达到梵我如一的真理，而获得坚定信仰。
商羯罗是伟大的，因为这种设计使得印度教更具哲学性与吞噬性。他有效收编了当时流行的所有宗教教说，使得印度教茁壮发展。有人说商羯罗是假面的佛教徒，他模仿佛教，在印度建立了四个圣地，并成立了“十名教团”的印度教组织。
有关于通过感观认识的世界是真实还是虚假的问题，有人问过佛陀，佛陀的态度是不予回答。因为无法回答，也没有意义，与佛所追求的解脱无关。任意回答，有可能导致别人的误解，这就种下了日后部派分裂的隐患。
所有一神教都会面临一个难题：人类的苦难到底是神赐予的？还是神未知的？许多宗教选择对世间不足予以忽视，甚至推给魔鬼。与佛教和琐罗亚斯德教一样，印度教接受邪恶的存在，愿意忍受比其他宗教更多的世俗痛苦。不过一切都被打成表面的、虚假的、如幻的、不真实存在的，那么这种善恶的分别，似乎只是普通人的价值取向了，而不再是宗教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了。
印度教有显密两乘之分，在密教中盛行对性力女神的祭仪。另外，在民间信仰中，还流行着宰杀动物甚至活人等为祭祀的牺牲。而在另一些教派中，又严格实行素食主义，提倡梵行（清净的行为）。特别信奉非暴力或“不害”的理想，被《奥义书》列为再生族（有轮回资格的上层，与此相对是一生族之贱民。）断灭轮回五种修行方法之一。《侏儒往事书》还将其作为一种人格化的女神加以崇拜。甘地继承了这种思想，使“不害”构成他非暴力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
另外在“历史观”方面，印度教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解释，如拜火教说，分四个周期。在太初，神的力量为众生所感知，人们通过心灵沟通，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没有隔阂，世界上没有痛苦也没有悲哀，没有战争，没有宗教，也感受不到时间的流动，可以说这是人类（超人）的黄金时代。这很像道家所说的混沌，但终究是超越理解的强力时代。
到后来的精神时代，人类发现了时间，发明了工具，用自己的心智占据了世界的主导地位。人类的心灵交流受到阻碍，也出现了战争。《罗摩衍那》的故事据说就发生在这个时代。
再到后来，人类开始研究科学，发明了更多工具，在精神与物质之间作出选择。他们意识到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而人与人的交流也要依赖文字。在这个时代，权力掌握在女人手里。《摩诃婆罗多》里就描述了这一时期。
最后人类迎来了“卡利”时代。这是一个物质的时代，男人代替女人掌握世界的权力。人们追求物质胜过追求精神。权力和迷信开始统治人们的精神，神的存在只为少数人所感知，而使得人类了解神的方法只剩下宗教。
综上所述，印度教教义无疑是复杂的。随雅利安人逐渐进入这片土地，不断发展起来。里面不仅有传统宗教与民间信仰，还结合了形而上学、社会习俗；他的宗教观、哲学观、伦理观等复杂多样，粗略看来甚至还相互矛盾。不过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宗教力量是强大的，因为超级发达的形上学，使得政治必要依附于宗教的授权；社会中浓郁的宗教氛围，仿佛神灵才是这个国度的真正统治者。
自吠陀为始，婆罗门教一直都是印度文化的正统，类似汉文化里的儒家正朔。婆罗门教有四大主旨：吠陀天启，婆罗门至上，祭祀万能，种姓制度。婆罗门作为最高种姓的神职阶层，垄断了神在人间的代理权。为了死后待遇好一些，印度人穷竭一生，都在不断奉献自己的财物。从食物、金银、房子到土地，什么都送。所谓上供人吃，在神权统治下，土地与财富兼并现象非常严重。
华夏文明是君权高于神权的，因为高度的社会组织性，可以试着抵抗自然灾害。于是下位神不再是权威，而是皇帝可以册封的了。天子把地上的权夺了来，天上你负责，地下我说了算。不若雅利安民族，他们骨子里是游牧民族，社会组织能力低下，几乎无法面对大范围天灾所导致的打击。所以在他们的心目中，包括天上与地下，一切都是神的领地，这导致了后世君权与神权之间的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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