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晚年定论》27:两句话根除“读书人”的绝症

《朱子晚年定论》27:两句话根除“读书人”的绝症

吾辈今日事事做不得，只有向里存心穷理，外人无交涉。然亦不免违条碍贯，看来无着力处。只有更攒近里面，安身立命尔。不审比日何所用心？因书及之，深所欲闻也。

这封信收入《朱子晚年定论》时，题为《与田侍郎子真》。整个《朱子晚年定论》中这封信的题目是一个命题的特例，这是唯一一封注明收信人官职的信。侍郎是个什么官，多多少少有些像今天的副部长，属于副部级干部。检索这位田侍郎的信息，各大搜索引擎都没有具体的内容。反倒是文人写给这位田侍郎的信、诗歌到处都是。也就是说，这位田侍郎在当时，也算是一个精神文化领域的高地，只不过因为某种原因，不为皇帝所包容接纳，以至于生平事迹没能留在青史上罢了。

如今我们这些读书人做啥啥不成，只好向内里存养本心以期穷通天理，与外人没有什么关系。然而仍然免不了违背条理有碍于一以贯之之道，看上去也找不到可以真正着力的所在，只好更加深入内心去求索，才能希求个安身立命。不知您近日是如何在存样本心上下功夫的？因为正好谈到这个问题，所以特别想听听您的看法。

大明王朝建成之初，有近八九十年的时光里，都在打击四种人。一是富人；二是贪官污吏；三是不安分守己的功臣；四是不和政府合作乃至传播对政府不满的文化人。前三种人被列为打击对象，很容易理解。第四类人中“传播对政府不满的文化人”被打击也很容易理解，将“不和政府合作”的人列为打击对象，多少有些超出传统思想的认知。中华文明长河中被列入“圣贤”名录的人中伯夷、叔齐、介子推，包括被孔子定位为殷之“三仁”的箕子、比干、微子，都可以理解为“不和政府合作‘的人。《孟子》中记载的居于海滨的老者，到了文王之世才肯抛头露面，这些也都属于“不和政府合作”的人。

据载，明太祖时期，江西贵溪有一对叔侄，当地政府让他们做书吏，他们觉得辱没了他们的身份，不想去。于是叔侄两个一商量，把各自的大拇指齐根剁掉——剁掉大拇指以后就没办法写字做书吏了。明太祖闻报后大怒，下令将两个人腰斩，全家充军。并昭告天下：“寰中士夫不为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灭其家，不为之过。”

相比较而言，孔子时代那些嘲笑孔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隐士，不知要幸福多少倍。

明朝初年对四种人的严酷打击，让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当时浙江、江西一带会恪守这样的家训，一是“俊秀子弟”必须习举业；二是同时必须学一门手艺，这门手艺还要做到方圆百里第一。在这一类家训的影响下，一是“不和政府合作”的子弟少了；二是不具备养家糊口本领，死读书靠父母、老婆、岳父母养着的啃老族、啃妻族少了。

细为追究的话，朱熹老早便意识到的“吾辈今日事事做不得”——死读书者做啥啥不成，正在愈演愈烈。非但做啥啥不成，吃啥啥没够，还空养成一个假清高、死要面子、穷酸气的人设。这股子风气在朱熹所在的宋朝，已经有了端倪。发展演变到明朝初年时，已经变成了一种社会病。明太祖的沉疴猛药不得不说还是有些积极意义的。

几百年前朱熹看到的病，几百年后给拿下了，要诀只有两个，一是读书就要和政府合作，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二是读书之外要有养家糊口的真本领。

朱熹内心里是坚信——“圣贤也是人”，通过学习，人人可以成为圣贤的。抱持这一信念的同时，朱熹又看到同时代的读书人——干啥啥不成，吃啥啥没够。正是在这一矛盾中，朱熹开始重新思考“学为圣贤”的路径。在书信中，他同田侍郎所讲的，只是他的初步思考，对这一思考，他自己也不十分肯定，所以，他特别想听听田侍郎的意见。

近三百年后，王阳明遇到了自己的重要导师——娄谅，娄谅试着条分缕析地把朱熹当年的思路理顺，为王阳明留下了影响深远的一番嘱托。娄谅的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圣人必可学而至”，这一点毋庸置疑；二是“学者须亲细务”，一定要亲近具体人、具体事，在具体人、具体事中成事成人成圣贤。特别是第二层意思，娄谅专门讲了自己当年师从吴与弼时，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师徒两个人相识的地点在田间地头，当时吴与弼先生穿着短裤短袖，挥着锄头在锄地。这一次相见，吴与弼身体力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娄谅——“学者须亲细务”，并且同他讲了自己最喜欢到菜市场讲价买菜的趣事。吴与弼传至真于娄谅，娄谅传至真于王阳明。书本经典中，我们能读到这两句话，能读到这两句话背后的身体力行吗？

治愈“书呆子”有两剂药，药方朱熹写得含混其辞，娄谅写得明明白白。娄谅读书大概是没办法和朱熹同日而语的，而朱熹在“亲细务”方面，也同娄谅差着不小的位次。

时代是病，时间是药，只要足够久，一切时代的病，都有治愈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