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自道生，利缘义取

财自道生，利缘义取

        人们都知道严嵩是明代有名的奸臣。他身材细高，两道疏眉之间有一种阴诈之气，说起话来声音极响，让人听起来有一种惧怕的感觉。严嵩自幼跟随父亲精读诗书。弘治十八年（1505年）中遗士，后被任命为编修。从此他便挖空心思地索升求官。嘉靖七x年（1528年），严荡以礼部右待郎的身份被皇帝派往祭告显陵，回来后他上书请求为皇族去世之人树碑，皇帝心中大为欢喜，于是将严嵩提升为吏部左侍郎。严嵩就是靠着这种逢迎拍马的把戏取悦于皇帝，然后不断地得以升迁，最终当上了宰相。《明史·严嵩传》这样评价他：“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严嵩在朝中与儿子严世再一起培植党羽，欺上瞒下，清除异己，营私舞弊，无恶不作。

　　严嵩倒台之后被抄没家产，从他家里抄出的金银珠宝及园宅器物的估价，达236万两，另在他的老家袁州的田产，占到一府四县土地的七成以上。他的儿子严世乐比严嵩更甚，家中光是藏金银的地窖就查出十数个，每个所藏金银都达百万两之巨，连严嵩知道以后都吓得直冒冷汗。

　　有一句俗语，说是“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其实这既是一种很平庸、很没有意思的说法，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误解。真正做出大成就的成功的商人都知道，商事运作是最要讲信义、信誉、信用，最要讲诚实、敬业、勤勉的，一句话，就是要于正途上“勤勤恳恳去巴结”，生意才会长久，所得才是该得。

        马需要夜草催肥有道理，但人必须有横财才能富起来，却实在不一定。事实证明，依赖横财可以富得一时，但要富得长久却并多见。

        严嵩的这些钱财无疑都是得自邪门歪道的横财，当时也的确是富过帝王家而“甲天下”了，但最终结果又如何呢？连一代都没有富下去便落得灰飞烟灭。这样的横财，带给他们的不是长久的平安富贵，而是灭门之祸。所谓飞来的横财不是财，带来的横祸恰是祸，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经商要有强烈的致富欲望和获利动机，中国商人从来不掩饰他们经商求利的目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不为利，谁愿早起”，无论做贾行商都是为了图一个“利”字，“寄迹尘市，日为辎铁”，“奔走江湖，希觅微利”。因此做商人就必须精于计算，“人情一匹马，买卖挣分厘”，“无雀六燕，韩两相悉”，“酒中不语真君子，财上分明大丈夫”。

        这些格言虽然充满了辎铢必较的商业气息，但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商人在赚钱求利的商业动机中一直坚持义利并重，要求这个“利”必须来得正当，手段必须合理，要符合“义”的规范，靠正当的手段发财，“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为此就必须讲求“诚”和“信”，“利从诚中出，誉从信中来”，“平则人易客，信则公道著”，“生意全凭公道导，货直价实莫欺人”，“人生在世信为先，心口如何有两般？买卖只求安分利，经营体挣哄人钱”。这样做了就是走正道，就是诚商正贾，就能够取得“有道财恒足，乘时货自腾”、“上以济人，下以利已”的经营效果。否则，靠坑蒙拐骗、缺斤少量、以假充好、欺行霸市来获利，虽能获得短期效益，却不能支持长久，比为诚商正贾所不齿。

        贯穿中国传统观念的基本线索，是从出到人世，从无为到有为，从做人到做事，先义后利，以义取利。以人为本，义利相通，是它们共同的基本思想，只不过侧重点有所不同，是一个从义到利从虚到实的逐步递进过程。市场经济同中国传统观念的基本思想不是排斥的，而是要吸攻它们的基本养料，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

        我国清朝的大商人经商基本遵循下面几条原则：

        第一，可以为了钱“去刀头上舔血”但决不在朝廷律令明白规定不能走的道上赚黑心钱；

        第二，可以捡便宜赚钱，但决不去贪图于别人不利的便宜，决不为了自己赚钱而去敲碎别人的饭碗；

        第三，可以借助朋友的力量赚钱，但决不为了赚钱去做对不起朋友的事情；

        第四，可以寻机取巧，但决不背信弃义靠坑蒙拐骗赚昧心钱；

        第五，可以将如何赚钱放在日常所有事务之首，但该施财行善、掷金买乐时也决不吝啬决不做守财奴。

        生意经：从某种意义上说，商道其实也就是人道。经商之道，首先是做人、待人之道。一跤跌进钱眼里，心中只有钱而没有人，为了钱坑蒙拐骗，伤天害理，便是奸商。奸商与奸诈无处等值，这种人钱再多，也等于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