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一些大学的教授津津乐道于“性瘾其实是一种病”,以此做无聊话题,淡化并转移社会撕裂问题时,民间知识分子却已在关注“权瘾才是一种病”,以此作为针砭时弊的逻辑起点。
性爱是软健身,权瘾才是一种病。
大家担忧倒车回到1966,没料到,发现终点站牌上写着:1950。这个初心,有胎里带的致命缺点:无法监督遏制权力的贪婪和任性。
对权瘾者吸引最大的,促使他们迷恋乃至上瘾的,是权力本身所具有的强制性和垄断性。
拥有权力者一旦能够强迫个人和群体采取行动服从权力者的意志,也就实现了权力者的目的,而不是个体自身的目的,这必然形成强制。权力强制本身就是罪恶的表现,它限制个体完全运用自己的思考能力,同时也限制了个体能为社会做出的最大可能的奉献。虽然受到强制的人和群体,依然在做出选择,可是,他所面对的各种替换性的选择方式是被实施强制的人所提前确定了的,所以受到强制的人必须按照实施强制者的愿望而被迫做出选择。受到强制的人并没有被全部剥夺运用自身能力的机会,可是,却被剥夺了利用自身的思考完成自身所期望的目标的可能。
权力本身并不会产生罪恶,真正罪恶的东西是那些强制人行动的权力,也就是权力拥有者利用强加伤害的胁迫来迫使别的人服从自己并屈服于个人意志的权力。权力往往确实同强制狼狈为奸,并且少数人占有的庞大权力必将导致这些人拥有强制别人行动的能力,除非这一权力被另外的更大的权力限制。然而,在极权社会,或者不开明的社会,这种约束权力的机制 是空缺的,你不用指望权瘾者会自愿建造一个关自己的笼子。
权瘾者迷恋的,除了强制的魔力,还有与此伴生的垄断性。垄断资源、机会和福利,能够给权力者带来巨大的财富。腐败应运而生。 一旦某一行业的资源和管理被某一个体或小群体独立控制和支配,将导致控制者取得了所有给与和获得的强制能力,而且能够执行强制。这时完全垄断资源和福利,必然导致垄断者具有无限的强制权,使得侵害法治逐步变得相当容易,甚至有利于权力者故意侵害法治以攫取财富。显然,在这样的崇权社会里,立法者绝不会利用法律来限制自身的权力,法律条文形同虚设。大家知道,法治只在权力立法者也赞同对自身的制约的时候才是有效的。
对权力的这种强制性和垄断性的迷恋、追逐乃至到了变态的地步,这便是权瘾。不难看到,过往岁月,极权时代的一轮一轮政治运动、改造运动以及各种镇压、斗争,都是权力强制性在释放出它巨大而邪恶的能量,没有人能逃脱它的控制。一旦权力的强制性被唤起,它就会在现实中起作用。这几年又重现的一波波整顿严打、强拆圈地、驱民扰民,不管打出怎样的招牌幌子,其实都与以往的血腥政治运动一脉相承。
折腾,是这种强制性和垄断性的外显形式,这一点,我们这几年又时有所见,开个国际会议,便反复折腾老百姓,连一个领导到某地视察,也要驱民封路。至于腐败贪婪,垄断手中的巨额民脂民膏而巧取豪夺,那更是司空见惯。权力的疯狂 如此病态,难道还不算病入膏肓吗?
权力大佬的权瘾,与权力相伴相生,这是病,但送到医院也是无药可救的。这种病,一旦发作,就要折腾百姓,折腾社会,折腾财富。国人半个世纪的经历和教训,不可谓不深重。
权瘾是一种病,然而,当它传染开来蔓延到社会的肌体,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明白的,仅仅是这样一点:在权力没有被有效地关进笼子之前,吃瓜群众和羔羊民众对于权瘾者,是束手无策的。
(玄衣郎 2018年12月22日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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