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莲花香片
岛城春意初露的下午，去书店听一场与藏书有关的讲座，对于爱书人来说不啻是一种享受。
本期讲座由半岛都市报刘宜庆老师主讲：“一九三零年代的青岛藏书家”。说实在的，在听此次讲座之前，对于青岛藏书家除了知道一点宋春舫以外，其余是一无所知，没想到在那个年代，青岛也有过不少藏书家，他们和他们的藏书楼构成了这个偏隅海边的小城一道特别的文化风景。
青岛藏书文化的形成背景
正如刘老师在开场中的几句闲话：藏书，说起来是一个非常高雅的事情，然而高雅的背后则需要一个很俗的东西，那就是“钱”——的确如此，能够成为藏书家、有自己的藏书楼，手中的书至少要达到几万册规模才可以，没有雄厚的资金支持肯定是无法实现的。
话题由此展开，青岛出现藏书家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契机，那便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清政府被推翻，大批满清遗老、官员纷纷逃离原籍，寓居于青岛这个刚开埠不久、风景秀丽又相对安定的海边城市。这些曾做过封疆大吏、湖广总督、地方巡抚的前朝官员、遗老遗少们有财富、有文化，藏书文化的基础便由此形成。
当时青岛比较有名的藏书家和藏书楼大致可以分以下几类：
隐居青岛的前清高官，如：曾任济南知府的黄曾源，他的藏书楼 “潜志堂”；曾任学部侍郎、京师大学堂总监督的刘廷琛，他的藏书楼 “潜楼”；曾任兵部主事、学部侍郎、清史馆副总裁的于式枚，他的“潜史楼”，并称为青岛“三潜”藏书楼。
乡绅出身，接受过良好教育，精于金石篆刻的收藏家，如：张铮夫和他的“千目庐”、孟昭鸿和他的“静远堂”、郑爰居和他的“寒松堂”。
出身书香门第，在多个文化门类中兼收并蓄的大学问家，如：黄公渚和他的 “七十二叠山房”；王献唐和他的 “双行精舍”。
实业家或富豪出身的藏书家，如在青岛开办纱厂的周叔弢、青岛首富刘子山之子刘少山，包括后面要重点讲述的宋春舫。前二者曾大量购买收藏有“中国北方最大的藏书楼”之称的聊城“海源阁”流出的古书，其中有旷世珍籍宋本《楚辞集注》，刘少山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将其捐赠给国家图书馆。
刘老师讲，藏书文化的形成是名人士大夫阶层一种自觉的文化行为。的确，从上面大致的分类可以看出，无论是哪一类型，文化素养加财富都是藏书文化必不可少的因素，至于哪一个因素发挥的作用更大，大概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两位从礼贤中学走出的藏书家
在刘宜庆老师所讲述的这些藏书家中，黄公渚和王献唐这两位大家令我格外感兴趣。之所以感兴趣，是因为这两位都毕业于青岛礼贤中学，也就是现在青岛第九中学的前身，女儿有幸在这所历史悠久的学校上学，做为家长，听到毕业于礼贤中学的杰出校友，仿佛也很光荣。
黄公渚
黄公渚，即青岛三潜藏书楼之一“潜志堂”的主人黄曾源的儿子。祖籍福建闽县，少年时随父亲迁居青岛，住在湖南路51号。黄公渚自幼好学，聪慧过人，青年时便在书画、诗词、经学等领域显现出过人的天赋。从礼贤中学毕业后，黄公渚去了浙江吴兴，为江南一大藏书楼“嘉业堂”的主人刘承干所赏识，聘为其秘书，黄公渚因此有机缘沉浸于万册藏书之中，饱读善本古籍，学业大为精进。
黄公渚两次受聘于青岛山东大学，执教中文系。1948年以后，黄公渚全家从湖南路51号搬到观海二路3号居住，他的书房名为“七十二叠山房”。黄公渚喜爱崂山，一生不同时期多次登临，并留有大量有关崂山的画作、诗词、游记等，从诗词中能看到当年他与蔡元培、张伯驹、启功等社会名流都曾同游崂山，1953年张伯驹和潘素来青岛就住在黄公渚家中。
1958年山东大学迁往济南。黄公渚因年事已高，被山大校长特许留在青岛带研究生，成为“岛城最后的名士”。1964年“四清”运动中，黄公渚受诬告，被调回济南接受批判，老先生不堪羞辱，自缢身亡。文革开始后，黄公渚在观海二路的家经历了两次抄家，书房中的众多文献、字画、珍藏等被造反派们放火烧毁，直烧了三天，门前柏油路都被烧出了一个大坑。而更惨烈的是，家中黄公渚的妻子、妹妹、弟媳三个老太太在万般恐惧之下，一同服毒自尽。一代名士和他的万卷珍藏竟落得如此命运，真是令人唏嘘。
百花苑名人雕塑园中的王献唐像
王献唐的名字并不陌生，在青岛百花苑里见到过他的雕塑，但也仅于此，对他的生平事迹所知甚少，此次从讲座中才完整了解了这个考古学家的生平，以及他倾注毕生心血守护齐鲁文脉的动人故事。
王献唐是山东日照人，著名的考古学家、图书馆学家、版本目录学家，精通文字、音韵、金石学，又通典籍，兼长诗文，并且还是公认的书画家和篆刻家、国学大师。
王献唐的祖父酷爱金石，父亲王廷霖是当地名医，喜好收藏，他的人生道路深受家族影响。11岁时被送到青岛礼贤中学求学，后在青岛德华大学学习土木工程。1918年王献唐以济南《商务时报》、《山东日报》特派记者身份开始长居青岛。1922年青岛从日本人手中回归，他作为代表之一参与了接收工作。1925年赴北京，受到国民党元老丁维汾的器重，一起研究音韵、古文字学、目录学等，后经丁维汾推荐到南京任国民党党部秘书。不久，因一起泄密事件受到怀疑，愤而辞职，发誓再不问政治，专心治学。
1929年王献唐出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他到处搜集文物、典籍，扩充馆藏，使山东省图书馆成为当时全国收藏文物典籍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而他最为人所知的事迹是在抗战期间，为使大量珍贵的文物、图书免遭劫难，他求亲靠友，甚至把自己的收藏品卖掉拼凑运费，将省馆珍藏的善本书和文物，辗转万里，运至四川后方保存。抗战结束后又运回山东，王献唐因此被誉为“齐鲁文脉的保护者”。
王献唐在青岛居住在观海二路13号，邻居中有王统照、闻一多、臧克家等多位名人。他的书房名为“双行精舍”，取自佛语“福慧双行”之意。寓居四川护宝时，王献唐将书斋命名为“那罗延室”，“那罗延”是梵文中的“金刚不坏”，取其坚牢不破，永守齐鲁文物之义。崂山有一处著名的岩窟也叫“那罗延”，取此名大概也是包含了他对这座曾求学、工作、生活过的城市的思念之情吧。
王献唐于1960年病逝于济南，他的后代多定居于青岛。1994年，家人遵照遗愿将他的墓地迁回青岛，葬在浮山脚下，紧邻一代国学大师康有为墓。2016年11月，青岛美术馆举办了“追忆 传承——纪念王献唐先生诞辰120周年特展”，展出王献唐先生的书画及收藏精品、珍贵古籍善本、碑碣精拓、古印玺、古泉、古器物及著作手稿等百余件，这些藏品历经岁月浩劫，能得以妥善保存，也算是对一代国学大家在天之灵的告慰吧。
宋春舫——跨界戏剧界和海洋界的藏书家
如果用“灿若星辰”来形容那个年代的青岛藏书家，那么宋春舫和他的褐木庐无疑是最亮的那一颗。
了解宋春舫的人生，会颠覆很多人对富家公子的偏见。
宋春舫
宋春舫出生于盛行藏书文化的浙江吴兴，父亲宋季生在上海经商，后娶了海宁的富家小姐徐碧云，徐家和王国维家是近亲，宋春舫称王国维为表兄。宋春舫从小聪明过人，极具语言天赋，13岁回乡考中了秀才，后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这是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当年学校里英文第一是宋子文，中文第一是宋春舫。
年轻时宋春舫喜欢表妹，执意要与其结婚，遭到家中反对，父母希望他娶比宋家还富有的朱家女儿，并撂下狠话，如果和表妹结婚，家里一分钱也不会给。在钱财和感情两难之下，宋春舫放弃了后者，但向家中提出条件先去欧洲留学，毕业后再结婚。
1912年宋春舫去欧洲留学，先在法国，后去瑞士，在留学期间找到了他一生珍爱：西洋戏剧。宋春舫有钱，经常光顾剧院，还购买了大量原版戏剧书籍，他的语言才能得以进一步提升，通晓英、法、德、意、西班牙五国语言，甚至连希腊语和拉丁语也懂，因为语言上的便利，他很容易浏览剧本原作，不需借助翻译。
宋春舫留学期间，正值欧战，很多家庭为维持生计变卖家产，其中有大量珍贵的戏剧藏书，宋春舫便不断购买。1921年宋春舫又作为外交人员赴欧洲参加会议，期间又购买了不少书，后来将这些书悉数带回国。
回国后的宋春舫先后任教于北大、清华，讲授欧洲戏剧及戏剧理论，成为在中国大学开设戏剧课程的第一人。在此期间，他不仅翻译了许多欧洲剧目，还提出在中国以“小剧院”、非盈利的模式推广戏剧，是当时现代戏剧理论的先行者。
一场伤病让宋春舫与青岛发生了联系。1924年，他在杭州意外堕马受伤，感染上了肺结核。第二年，他辞去教职，到青岛海滨专心疗养。到青岛后，宋春舫在青岛汇泉湾盖了一栋房子，1930年春天到1931年，又在旁边加建了一栋独立的图书馆建筑，把在欧洲带回来的几千本戏剧书刊存放其中，名“褐木庐”，英文名Cormora，英文名字取自他最喜欢的三位戏剧家：高莱依 （Corneille）、莫里哀（MoliMière ）、拉辛 （Racine）。
福山支路6号（康有为故居对面）
位于福山支路6号的褐木庐建成后，很快成为青岛的文化地标，当时的国立青岛大学名流汇集，杨振声、梁实秋、闻一多、洪深等都是褐木庐的常客。特别是梁实秋，正在青岛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任大学图书馆馆长，得意于自己的国外戏剧史料及莎士比亚研究资料的收藏，但参观了“褐木庐”的藏书，被宋春舫的藏书所折服。戏剧家李健吾也在文章中表达过对褐木庐的向往之情。
褐木庐藏书票
宋春舫不光收藏戏剧图书，也进行戏剧评论和戏剧创作。讲座中刘老师的一位收藏家朋友邹先生带来了他收藏的宋春舫民国期间出版的三本《宋春舫论剧集》，让参加讲座的读者们有幸亲眼目睹了宋先生的著作。
收藏家带来的宋春舫著作
除了戏剧家、藏书家的身份，宋春舫还有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身份，而这个身份与青岛这座城市有着重要的联系——他是青岛观象台海洋科的第一任科长，青岛水族馆的创建人之一。讲座中刘老师也详细介绍了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在中国海洋研究所工作多年的薛原老师进行了补充。
1937年底，战事吃紧，宋春舫回到上海，第二年旧疾复发，在上海病逝。褐木庐的几千册图书运到北京。解放后，家人将其捐于北京图书馆，有部分则流入市场。
在宋春舫短短四十六年人生历程中，青岛度过的十年应该可以说是他生命里最丰厚的时光，戏剧家和海洋学家，两个看上去毫无瓜葛的身份，完美融合于因偶然因素客居青岛的宋春舫身上，不由得让人感慨，或许在这样一位有着开拓精神的先行者看来，没有什么学科藩篱，无论是文学，还是科学，都有着启发民智、推进落后旧中国一步步走向现代文明的作用，所以他们愿意为此贡献自己全部的才智，当然还有金钱。
斗转星移，当年的藏书家和他们的藏书楼早已风流云散，就像刘宜庆老师所感慨的那样——最终都逃不过“人亡书散”的结局，他们留给后世的意义更多则是一种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而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一个民族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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