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红薯

我与阿良不但是发小，我们两家还是世交。当年我的父亲复员回到村里，用五百元的复员费娶了我的母亲，本来想着一辈子扎根农村，和母亲好好过日子，没想到赶上了挨饿的年代。身为曾经的军人，自然比起同村的年轻人要见多识广，于是，扔下了新婚不久的母亲，带着五个同村的小伙伴，北上寻找活路，阿良的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

父亲以他的军人素质，在煤矿吃苦耐劳，慢慢站住了脚，不但把母亲从农村接了出来，还安排了许多同村跑来找工作的人。

阿良的父亲也跟我的父亲一样，把他的母亲也接了过来，两家住得也很近，依然像原来在农村那样，关系好得让人羡慕。

可阿良的父亲却受不了煤矿的超体力劳动，更受不了那些仗势欺人的事情发生在自己头上，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阿良的父亲一怒之下不干了，辞去了当时被人们称为“铁饭碗”的工作，去城里找工作，最后实在没办法，托我父亲在矿上找了一个大油桶，三鼓捣两鼓捣，做成一个烤炉，在城里开始卖红薯了。

那时候父辈们都已经是一大家子人了，我和阿良刚刚上学，我俩既是邻居发小，又是同班同学，每天都在一起，好得跟穿一条裤子一样。有一次，同学们闲得没事，不知道是谁先说的，大家都开始夸奖起自己的父亲了，当然这里面带着很大的水分，无非是替自己的父亲吹牛，给自己脸上贴金罢了。

也不知道哪股风吹过来，有一个同学突然指着阿良，说他的父亲是“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买红薯”的。其实也没有欺负他的意思，但是阿良却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嗷地一声跳起来，扑过去就跟那个同学撕巴起来了。

我当然不能坐视不管，何况那时候已经有两三个帮着那个同学收拾阿良了，旁边还有几个也想动手，站在那里不断替那个同学鼓劲，甚至有的下手在拉偏架。“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我可是练过的，一旦我上了手，那就不是揍一个了，二对四，我俩把那参与动手的四个同学狠狠干了一顿。

这下事闹大了，惊动了学校，惊动了家长，甚至惊动了我父亲的单位。多亏我师父的斡旋，四下里找人，还买了东西，带着我俩挨家挨户给这四个同学赔礼道歉，这才把这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阿良有志气，赔礼道歉时一言不发，回到家更是不说话，只要他父亲跟他说话，他就恼哼哼地问他父亲，谁让你去卖红薯了，害的我在同学们的面前丢了面子。而且从那以后也不好好学习了，破罐子破摔。仿佛所有的怨恨，都安在了他父亲卖红薯这件事上。

上三年级的时候，阿良有一天跟我说，他以后好好学习呀，是因为他父亲亲口跟他说，不再卖红薯了，去临河市找了一个加工厂，在厂里做保管，也算管理人员，言外之意，他父亲当官了。

等我们上了初中，虽然不在一个班级了，可还是能经常在一起。当朋友们谈论起父亲的时候，阿良又是语出惊人，说他父亲是一个商人了，在做大买卖。那时候，做买卖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不管能不能挣钱，只要一说做买卖，仿佛他家就是巨富商贾了，人人都羡慕死了。

高考结束，我和阿良成了大人们嘴里的别人家孩子，不同的是，他是正面教材，成了我们那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我是反面教材，上了一个被别人嗤之以鼻的技校。我也破罐子破摔，根本就不好好学习，跟着学校里的社会人四处游荡。

有一次我们跑到临近的城市玩，正在大街上闲逛的时候，突然看见了一个卖红薯的人，特别像阿良的父亲，走近了才发现真的是阿良的父亲。这时候阿良的父亲也看见了我，他一边熟练地给人挑选称重收钱找零，一边热情地跟我打招呼，等到人少的时候，还挑选了几个特别好的送给了我。

“叔，阿良说你在做大生意，怎么还是在卖红薯呀？”我鼓足了勇气，还装作无意地问。

“嗨！这不就是大生意吗？你看看我的生意有多么好，一天几百上千的收入，去哪里干能找到这么好的生意？用不了几年，我连阿良结婚成家的钱都能挣出来了。大生意，这绝对是大生意！”阿良父亲自豪地说，笑脸在树梢下透过的阳光里，是那么得轻松。

临走的时候，他特别问了一下我和阿良还联系不，在得知我们一直联系着，就嘱咐我不要把遇见他这事告诉阿良，只要阿良能很好地完成学业，找一个好工作，娶一房称心如意的媳妇，他就开心了。

阿良终于回来了，我俩在我家喝了一晚上的酒，我实在憋不住，先给他讲了许多我们老一辈的不容易，最后才告诉他，他的父亲一直瞒着他在卖红薯。

阿良听了我的话，先是愣愣地看着我，然后也开始推心置腹地跟我说起来他的认识。原来阿良也在怀疑父亲是不是真的在做大生意，只是没有时间确定。说着，说着，阿良的眼泪就下来了，怎么擦也止不住，后来就变成了嚎啕大哭。

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跟着他流泪，最后哭着说，他已经很不错了，毕竟考上了大学，没有辜负父亲的苦心。而我却不争气，不但不好好学习，还跟着不三不四的人学坏了，真的对不起自己的父母。

我俩就这样哭着说着，然后喝酒，然后又哭着说着，直到天亮。当我们起身往外走的时候，感觉自己一下子就长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