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奶奶当年生下十一个孩子，经过饥饿、疾病等各种磨难，最终活下来五个，其中最小的就是小叔。
小叔只比我大十几岁，贫瘠的农村吹过开放的春风后，年轻的心不免荡漾起来，于是一群读书总也认不清阿尔法和贝塔的半大孩子，乘势扔掉书包，搭上前往花花绿绿世界的拖拉机，兴奋的搬砖去了。
搬砖这个词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嘲笑的名词，至少在九十年代初的安徽农村，还是致富奔小康的康庄大道。从帮手小工到主力大工再到独立带队到包工头，这是无比美满的理想化程序，而飞速发展的长三角便成就了诸多农村有为青年的理想。
小叔内向，不爱说话，适合技术型的工作，这样的性格注定他无法成为一名合格的个体经营者。八七年恰逢中国援建科威特基础设施，机缘巧合小叔挤进了这份名单，按美金计算的报酬足以让那个年代的各行人士眼红嫉妒。
小叔在多雨的梅天告别我们远赴中东，等到第一封信飞回老家，已是夏日炎炎。那时候很多人喜欢集邮，等到家书送到家中，信封已是坑坑洼洼、残缺不堪，一副月球表面被核弹轰炸蹂躏的惨状。一个农民工在国外的生活是艰难的，山姆大叔当业主，扶桑洋人做监理，六个小时超过40度以上高温的作业等等，这些对于坚韧的中国人来说都是可以克服的，难以忍受的是异国他乡的孤独和中国人既有味蕾的无法满足。那个时代的国人缺少荤腥，但小叔满纸都是对冷冻牛肉鸡腿的干哕和家乡青菜的渴望。
当年的我不懂得为什么会有人不喜欢大鱼大肉，不明白什么是无法忍受的高温，不知道什么叫故乡的思念，信里的一切都仿佛是天方夜谭，甚至还有点无法言喻的矫情。小叔描述的高楼大厦折射着太阳的光芒，一个个矗立在那里，让人目眩神迷。街上的汽车不要钱似的来来往往，汽油的味道肆意挥洒，充斥在每个角落。还有从来看不清面孔的伊斯兰少女，嗡嗡作响让房间凉透的神奇机器等等，一封封来信如同开启了潘多拉魔盒的钥匙，把一副神秘未知的世界投射到工业文明末端的小乡村。
不久以后，全村都知道了一个名字叫萨达姆的男人，带领一群强悍的伊拉克大兵，秋风狂卷般横扫硌在他脚下的科威特。黑白屏幕带来的震动没有太多的感官刺激，全家人唯一担心的是小叔的安全，还有那未曾兑现的传说中的财富。贫穷会让人麻木，落后的通讯更是横在我们面前的天堑，叔叔的消息也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慢慢淡忘，直到收到小叔安全抵达祖国的加急电报。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叫伊拉克的国家对我们很亲善，只要挂着五星红旗便安然无恙，以至于东洋扶桑按此照方抓药、百试百灵；后来我们才知道不用担心收不到辛苦几年的费用，那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结算，个人只需要活着回来，就能领到你该得的报酬；后来我们才知道故宫有多大、长城有多长，虽然因为历史的原因，小叔和父亲只能在天安门广场前匆匆掠过。
小叔离开家的时候，我还在小学无忧无虑的厮混；小叔回来时，我早已褪去绒毛，用男人的声音跟他腼腆问好。埋头在封闭的工地里，小叔显然没有感觉时光的逝去，带回来一堆不实用的礼物：会动的削笔刀，卡通的橡皮和不会玩的玩具。
小叔是个沉默的人，沉默的工作、结婚、生子，跟门前的老桑树一般春去秋来，年轮一圈一圈的增长，表片一年一年的干枯，背脊弯曲、斜影瘦长，但脚步匆忙的依然奔波在陌生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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