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并不希望这种说法含有这样的意思:我们可以一边期望现存的社会制度无限地继续下去,同时又希望胞爱的理想能够实现。在现存的制度下,能够爱人们的,必然是与众不同的人;在今天的西方社会,爱必然是一个非常的现象。这并非完全是因为许多职业不容许爱的态度,而是因为对于一个以产量为中心、贪欲商品的社会精神来说,只有不顺从这种精神的人才能洁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因而,那些真正认为爱是对人类存在问题的唯一合理答案的人必然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爱要成为一种社会的、而非高度个人化的、凑凑合合可有可无的现象，那么,就必须对我们的社会结构作一番重要的剧烈的变革。这种变革的方向,在本书的范围内,只能稍作提示。我们的社会是由管理官僚、职业政治家们所操纵的;人们以所谓“批量建议”为动力,他们的目标是,生产多少,消费多少,并且只是这个目的。所有的主动活动,对经济目标来说,都是次要的,手段变成了目的;人是一个机器般的人——吃得好,穿得好,但是毫不关心只有他才有的,同时也是只有他才能关心的人的属性和作用。如果要人能够去爱,那么,他就必须被摆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经济机器必须服务于他,而不是他服务于机器。他必须能够分享经验、分享工作,而不是充其量只分享盈利。社会必须以这样的方式加以组织:在这样的社会里,人的社会的爱之本性不是与他的社会存在相分离,而是与其社会存在结合成一体。如果像我已经力图说明的那样,爱,真的是对人类存在问题的唯一合理、唯一令人满意的回答,那么,任何相对的排斥爱之发展的社会,从长远的观点看,都必将腐烂、枯萎、最后毀灭于对人类本性的基本要求的否定。的确,谈论爱不是“说教”,其理由很简单,因为谈论爱意味着谈论每个人终极的真正的需要。这种需要晦暗不清,但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分析爱的本质正是要发现爱在今天的普遍匮乏,正是要批判应对此负责的社会条件。相信爱可以成为一种社会的,而不只是例外的个别现象,正是建立在洞察人类本性基础上的理性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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