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春秋时期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在世时就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更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其人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随着孔子影响力的扩大，祭祀孔子的“祭孔大典”一度成为和中国祖先神祭祀同等级别的大祀。
作为一个封建礼法（即周朝礼制）方面的大行家，孔子在名声雀起，但齐景公心动而终于未能重用的情况下，他在做什么？想什么？
除了完全可以想像的继续好学不止，不断进境之外，事实上孔子在这一阶段里所做的，就是教育门徒和等候出仕这两件事。
从孔子的生平来看，无论从孔子少年有“有志于学、复兴家族”之志，还是三十以后以知礼而闻于诸侯，立于世间，孔子此时都还只是一个未获真正意义上的成功的“贤人”。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孔子既没有机会证明自己，也没有机会检验自己，更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闻”或者“达”。
我们这样说，当然不是说孔子从政，就是为了让家族扬名，但我们若知孔子儒学真谛，又怎么会把这个因素排除在外，而用不切人情的玄虚之理来神化先哲呢？也就是说，为家为国为义为礼，在孔子那里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然，已欲达而达人，推己以及人，孔子最终会把从仕的目的，定在“社会正义”上。
为了确保实现其出仕从政的根本目的，亦即实现仁的社会，孔子不仅为民间士人的出仕从政，提出了主观方面的必备条件，而且又为其从政事君，明确提出了客观方面的必要条件。
这首先是对国家政治状况的要求。孔子对此的具体表述，是《论语•泰伯》所载孔子曰——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其意是说，如果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已经呈现出严重危机，士人就不可再去谋求出仕从政；如果社会已经陷入动荡与混乱之中，在位士人则应主动辞职而离去。总而言之，国家的政治生活符合于仁道时，民间士人才可以谋求出仕从政，否则就应退隐于民间而“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同上），亦即坚定信念，努力学习，坚守仁道而至死不渝。
孔子之所以特别强调“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这主要是因为“卑不谋尊，疏不间亲”（《韩诗外传》卷三）。基于此孔子认为，民间士人出仕从政，切忌过深介入君主家族内部的矛盾与斗争；否则，非但达不到出仕从政的根本目的，亦即实现仁的社会，甚至还会招致灾难性的后果。学生子路之死，就是这方面的惨痛教训。由于蒯聩与蒯辄父子相互争夺君位，卫国祸乱连连，陷入了长期的动乱之中。子路却置此于不顾，依然在卫国从政而任蒲邑大夫。结果不但于事无补，反倒是白白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孔子为民间士人的出仕从政，所明确的另一客观必要条件，是“择君而事之”（《孔子家语•弟子行》）。在孔子看来，君主作为社会政治生活的最高组织者与主导者，乃是实现社会之仁的关键。这也就是所谓——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孟子•离娄下》）
“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大学》第九章）
基于此，民间士人的出仕从政，当然必须选择有志于仁道的君主而辅佐之。也只有在此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其从政的根本目的。
孔子强调“择君而事”的具体事例之一，是《论语•卫灵公》所载——
卫灵公问陈（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
其意是说，卫灵公作为诸侯国君，首先关心的并非是以礼乐治国的仁道，而是战阵杀伐之事，显然不能与其共同实现社会之仁。“道不同，不相为谋”（同上），所以孔子第二天便动身离开了卫国。
孔子强调“择君而事”的又一具体事例，是据《论语•微子》与《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辅佐定公而鲁国政治日见起色，从而引起齐国的恐惧。齐国于是将八十名美貌的“女乐”，送给了鲁国。定公接受之后而“怠于政事”，竟然多日不再上朝。眼见得已不能再与定公继续合作，从而共致仁道，所以孔子便主动离开了鲁国，从而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生涯。
孔子虽然特别强调，民间士人的出仕从政，必须依据当下的社会政治状况而行之，必须选择仁道之君而事之；但是孔子并不主张，只是消极等待上述客观必要条件自己到来。孔子认为，士人自身也理应积极主动去寻求出仕从政机会。孔子周游列国，一贯积极追求出仕从政，为此甚至被时人讥讽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宪问》），就清楚表明了孔子的这一思想认识。如果说，孔子一贯积极追求出仕而从政的人生实践，是其人生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使之然；那么孔子强调出仕从政的客观必要条件，则是体现了孔子的理性精神。
四、从政治民的基本要求
在孔子的“政治”观一节中，我们已经讲过，孔子对于施政治民的总体要求，就是全面贯彻落实其理想的治国方略。这里不再重述。除此之外，孔子对民间士人出仕之后的施政治民，又进而提出了一系列基本要求。这集中体现在了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勤政而爱民。在《论语》中，孔子对此做了反复强调。例如——
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子路》）
据此可见，在孔子看来，民间士人出仕从政后，必须尽心尽力、不辞劳苦、勤于政务、恪尽职守。这是对其施政治民的基本要求。
此外，孔子又认为，民间士人在其从政治民的过程中，不仅理应始终坚持勤政这一基本准则，同时还必须常怀爱民之心。这也就是其所谓——
“道（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学而》）
“古之为政，爱人为大。”（《礼记•哀公问》）
孔子所强调的爱民情怀，其包摄范围极广。即使是触犯刑罚的民众，同样包摄于其中。在孔子看来，民众触犯刑罚的根源，在于居上位者的施政有悖于仁道；因而在案件得以侦破时，首先应对触犯刑罚的民众，抱以同情与怜悯之心，而不应有些许成就感。这也就是曾子所谓——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子张》）
其二是正己以正民。《礼记•缁衣》载孔子曰——
“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
其意是说，相对于施政治民者而言，归根结底，民众不是遵从其政令而行，而是效仿其实际作为而行。基于此孔子强调，从政而治民的民间士人，自身首先必须始终坚守仁道，行得正而做得端。也只有在此前提下，才能引导民众普遍归于仁道。这也就是《论语•子路》所载孔子曰——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难之）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其三是诚信以待民。《论语•颜渊》载孔子曰——
“民无信不立。”
其意是说，对于政府而言，民众的信任与拥护至关重要。其重要意义，甚至超过了军队与粮食。一旦失去了民众的信任，这个政府必然也就难以立得住了。基于此孔子特别强调，士人在其从政治民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诚信以待民众。此即《论语•学而》所载孔子曰——
“道（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
在孔子看来，只要治民者能够坚持以诚信待民，那么就自然会得到民众的普遍信任，以及真心实意的拥护，从而引导民众普遍归于仁道。这也就是孔子所谓——
“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
杨秀和，（笔名：晓阳）号畅春斋主，当代著名书法家、画家、书画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文化学者、摄影师、国家一级美术师，国家一级书法家，北京大学特聘教授。杨秀和老师1955年出生于中国北京。
2021年杨秀和教授被录入《中国名人辞典》。
2015年3月15日，在珠海市参与义卖，三尺大公鸡价格4000元，四尺对开四字吉祥语价格10000元。杨秀和教授书法作品继承传统文化精髓，深受国内外专家、学者、企业家喜爱，上百幅作品在瀚海0起价拍卖中，进入全国20各省市爱好者收藏家收藏。杨秀和教授一部分作品，被日本、德国、波兰、意大利等国际友人和老舍茶馆及企业家所收藏。
畅春斋主杨秀和书画作品中这近乎癫狂的原始的生命力的冲动中包孕了天地乾坤的灵气。畅春斋主杨秀和书画作品观其力而不失，身姿展而不夸，笔迹流水行云。畅春斋主杨秀和书画作品杜氏杰有骨力而字画微瘦，若霜林无叶，瀑水进飞。畅春斋主杨秀和书画作品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畅春斋主杨秀和书画作品铁书银钩，冠绝古今。
杨秀和书画作品，如行云流水，落笔似云烟。畅春斋主杨秀和书画作品，一笔而下，观之若脱缰骏马腾空而来绝尘而去。畅春斋主杨秀和书画作品，又如蛟龙飞天流转腾挪，来自空无。畅春斋主杨秀和书画作品，又归于虚旷。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