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的为人与为文

作者: 李砍柴 | 来源:发表于2016-05-26 16:30 被阅读450次

    听说杨绛过世的消息,我正好在去国家图书馆还书的路上。在借阅区的一个角落,我看到杨绛的《干校六记》安静地躺在那里。

    我能想象得到,这本书和这本书的主人会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被人记起,被人怀念,被人议论几天又被人悄然忘记。但那个人带着那个时代的记忆,是永远地离开了。

    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

    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

    英国诗人兰德这首诗的翻译版本很多,最爱杨绛先生的译文。这首诗常让我想起我最喜欢的一首诗,波兰诗人米沃什的《礼物》,这首诗的版本也有很多,我独爱诗人西川的。——诗人往往更懂得诗人。

    礼物
    诗/[波兰]切·米沃什
    译/西川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一早就散了,
    我在花园里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
    在我身上没有痛苦。
    真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

    同样是经历了巨涛之后的开阔和宁静。同样是遭受过人生困难之后的淡然与坦然。“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这样的诗,适合送给已经在天上与丈夫和女儿会合的杨绛。

    然而那样的时代,怎么可能没有泪水?

    1969年11月,杨绛本来打算和钱钟书吃一顿寿面,庆祝钱钟书的虚岁六十岁生日,但等不到生日,钱钟书就得下放了。次年七月,杨绛也下放干校。送别钱钟书,有杨绛和女儿、女婿;杨绛下放时,就只有女儿一人送她,女婿得一因为不能捏造名单害人,已经在一个月前含恨自杀。火车开行后,车窗外已不见女儿的背影。杨绛在《干校六记》里这样写:“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

    这是她极少的一次写自己哭,在她尚还年轻的时候。后来她的不幸并没有因为她的哭泣减少,但她已经不怎么哭了。

    无声的哭泣,隐忍的克制。当她描写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时,她的笔拥有不枝不蔓的冷静,比那些声泪俱下的控诉更让人动容。

    有时候她没哭,捧着这本书的人却不由自主地落了泪。

    在干校的工作其实不太艰苦,就是单调,或者是担尿挑粪等知识分子从来不会主动接触的劳动。这对于刚从城市的种种令人恐怖的烈焰中逃出来的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世外桃源。

    杨绛专管菜园,菜园距离钱钟书的宿舍不过十多分钟的路。钱钟书看守工具,杨绛的班长常派她去借工具,于是,“同伴都笑嘻嘻地看我兴冲冲走去走回,借了又还。”

    钱钟书的专职是通信员,每天下午要经过菜园到村上的邮电所。“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

    他们在风和日丽时,就同在渠岸上坐一会儿,晒晒太阳;有时站着说几句话就走。钱钟书平日三言两语,断续写就的信,就在这时亲自交给杨绛。杨绛陪钱钟书走一段路,再赶回去守菜园,“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渐渐消失。”

    文学理论里有个词,叫“蕴藉”。李白送孟浩然到广陵,说“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简简单单的四个字——“渐渐消失”的背后,同样是画面的留白,和感情的留白。

    不舍、孤单、疼惜,长久的伫立、微微的叹息。她什么都没说,却又什么都说了。

    《干校六记》中,让我印象很深的,就是那只叫作“小趋”的小黄狗。

    在人与人之间难以建立互信的日子,人与狗反而能发展出一段真挚的感情。这头瘦弱的小狗,因为得到杨绛和钱钟书的一丁半点食物救济,就成为他们忠实的朋友。后来干校搬家,狗不能带着走。有人传话说,他们走后,那小狗不肯吃食,又跑又叫,四处寻找。

    反而是狗更有“人性”,这是那个时代最荒唐最黑色的。但杨绛同样什么都没说,她只是在写一条狗,一条让她感觉到温情和依恋的狗。杨绛文字的平淡背后,不是贫乏,阴晴都隐于其中。

    杨绛的文字有时明净到有些冷,“不枝不蔓的冷静”,有时又诙谐幽默,但用她所译的诗来说:“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她从来不想去控诉什么、揭露什么,她只是在说,那个时代,不好,我们不要再过那样的生活了。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她不恨。更重要的是,她“不屑于”恨。

    这让我想起很多抗战题材的电影,他们都试图去控诉和揭露战争发起者的罪行,却很少用一个人在战争中所经受的苦难,来告诉大家战争本身给人带来的戕害,告诉大家战争不好。

    “怨”与“怒”带来的是,新的伤害,新的争执,新的仇恨,左攻击着右,右怒骂着左。形式的变换,不变的是“争”的本质,带来的是新的洪流,给人带来伤痛的洪流。

    只有真正有大智慧的人才会说:“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在历史的洪流中,多少人被裹挟,多少人被激发出内心的恶,多少人不得不作恶,真正能够做到在晚年的时候“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太稀少了。

    一次,杨绛想到去留的问题,便问钱钟书,当初如果离国,岂不更好,钱钟书斩钉截铁的说不,他引柳永的词自喻,就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一年后,钱钟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两年间失去了两个至亲之人,87岁高龄的杨绛孑然一身。《我们仨》的结束语写道:“阿瑗去世,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钱钟书生前说过,“死者如生,生者无愧”,“我们仨”去了俩,杨绛越来越觉得,这句话值得咀嚼。如今,她也在归途了,“我们仨”再无生离死别,或者,他们早已经看淡了生离死别。

    香港著名作家董桥喟叹:杨先生这样的风范,如今真是太少太少了。“我尊敬杨先生是一位择善固执的知识分子。中国当代的风云变幻没有削弱她的良知,个人命运的阴晴圆缺没有动摇她的平和。她留给我们的字字句句,应该珍惜,应该传承。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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