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阳双杰”谭嗣同、唐才常

第九章第四节

“浏阳双杰”谭嗣同、唐才常

一、“浏阳双杰”

谭嗣同、唐才常为同乡挚友，从小有着共同的志向，1895年二人共创浏阳算学馆，1898年又同任湖南时务学堂教习，共建南学会及《湘报》、《湘学报》，慈禧政变后二人先后为中国社会的变革而舍生取义，以自己的生命唤起国人的觉醒，被誉为“浏阳双杰”。

谭嗣同（1866—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少年时在浏阳曾师从欧阳中鹄，受到了严格的传统教育。谭嗣同先后接受了康有为基于今文经学基础上的维新思想的影响，又从清末著名佛学家杨文会居士学佛学，同时也接受了一些西方思想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维新思想。他曾在《仁学》中以“冲决网罗”为主旨发出了如下呼声：

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正是这种大无畏的“冲决网罗”的精神使他成为戊戌时期维新派中最激进的人士之一，也使他的维新思想达到当时维新思想的最高峰。
谭嗣同所著《仁学》接受了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并在此基础上吸取《周易》的乾卦六爻，形成了“逆顺两三世说”，即洪荒太古之时为“无教主，亦无君主”的太平世，三皇五帝之时为“渐有教主君主”的升平世，三代之时为“君主始横肆，教主乃不得不出而剂其平”的据乱世，此为所谓“内卦之逆三世”；“自孔子之时至于今日”，仍是“君统”的据乱世，而“天统”的升平世为“地球群教，将同奉一教主，地球群国，将同奉一君主”，最终实现“元统”的太平世，那时“人人可有教主之德，而教主废，人人可有君主之权，而君主废，此时为遍地民主”，这就是“外卦之顺三世”。这一历史观虽是空想，但却包含着可贵的历史辩证法思想，即人类社会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日新”的命题，也就是说，世界是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而变化的动力在于世界的本质，即“以太”的本身：“日新乌乎本？曰，以太之动机而已矣。”正是这种历史观为他的维新变法思想提供了哲学基础。

谭嗣同从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和佛学中吸取的民权和平等思想则是他的维新变法思想的政治思想基础。从民权和平等思想出发，他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进行了激烈和直接的批判。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平等思想。他指出：“仁以通为第一义”，而“通之象为平等”，“平等者，致一之谓也。一则通矣，通则仁矣”。这样，他总结出一个“仁——通——平等”的公式。从这一公式出发，他提出要打破“四不通”，即上下不通、中外不通、男女内外不通和人我不通。而代之以“四通”，即上下通、中外通、男女内外通和人我通。这些观点都反映了资产阶级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要求，也是谭嗣同提出“冲决伦常之网罗”的理论依据。

唐才常（1867—1900），字伯平，号佛尘，湖南浏阳人，与谭嗣同“总角交”，从小同师从于欧阳中鹄，被并称为“浏阳二杰”。唐才常曾先后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校经书院，1894年考入张之洞办的武昌两湖书院。在武昌期间他与谭嗣同以及同邑人刘善涵往来密切。甲午战争后，他与谭嗣同等参与了浏阳新式煤矿和浏阳算学馆的创建工作，又参与了《湘学报》的创办，并担任其主笔。他还积极参与了《湘报》、时务学堂和南学会的创建，并担任了《湘报》的董事和主要撰稿人，时务学堂的中文分教习，以及南学会的“议事会友”。是湖南维新运动中的重要骨干之一。在维新运动的实践中，形成了他比较系统的维新变法思想。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旋回国组织正气会，筹组自立军。1900年举事失败，就义于武昌紫阳湖畔。

唐才常在政治上的变法主张，他在《恭拟密筹大计吁恳代奏折》说：“张师统，以孔子纪年；易官制，以泰西为准；开国会，以日本作则；改律法，与公法相通。”所谓“张师统，以孔子纪年”，其目的不外乎是“凭藉师统之权，以改制变法”，为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和变法主张寻找在当时条件下合法存在的依据。同时，也有限制君权的用意。所谓“易官制，以泰西为准”，就是废除科举制度，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任人制度，“设学部以总其纲，破年资以收其用”，“大选全球之政法，尽网仁侠之奇才。其奋勉求新者，则引赞机宜；其因循守旧者，则放归田里。亟抚士民以同权之意，特假督抚以变法之全权”。总的来说，就是要任用维新人士，淘汰守旧官员。所谓“改律法，与公法相通”，如前所述，就是主张“急宜设公法科与泰西律例之学”，“开中西条例馆”，修改一切不符合国际公法的本国法律和不平等条约。

二、谭嗣同的《仁学》思想

《仁学》是谭嗣同的主要学术著作，其写作背景，是应佛学家吴嘉瑞之邀，写一篇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的论文，交香港《民报》发表。从1896年夏季起，谭嗣同在南京用了几个月时间写成此书。

《仁学》的立意，仁学即人学，鼓吹人权和人本主义。其写作目的，是为了推动变法，“变法则民智”，“变法则民富”，“变法则民强”，“变法则民生”。《仁学》还力图从圣教之旨、自然之理、孔子改制之道、《春秋》“三世”之义，证明“变化”、“日新”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为变法维新提供理论依据，并以“冲决罗网”的战斗精神，批判了封建专制，宣传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平等、自由观念。他认为，仁是自然与社会的一个普遍规律，或最高的哲学范畴，放诸四海而皆准，施诸万世而不变。依此发明就能揭露“数千万之祸象”，扫荡现实中一切桎梏。

《仁学》一方面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作者思想的局限性。谭嗣同在说明自己的思想来源时说：“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98年）在他开的这个书目中，可以看出《仁学》是个中外古今的大杂烩。张载、王夫之以及西方传来的自然科学，是其中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来源，《孟子》、《庄子》、佛教、陆王等是其中唯心主义倾向的思想来源，西方的社会学和墨子、黄宗羲等则是其中较激进的民主主义政治观点的思想资料。书目中没有包括长期占据封建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董仲舒、二程、朱熹的书以及《大学》、《中庸》等，因为这些正是《仁学》激烈抨击的封建礼教。

“以太”是《仁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作者把张载、王夫之的物质概念“气”改为从西方传教士那里学到的“以太”，认为以太是宇宙和万物的根源。什么是“以太”？谭嗣同说：“吾所履之地，为一小地球；至于一滴水，其中莫不有微生物千万而未已；更小之又小以至于无，其中莫不有微生物，浮寄于空气之中，日惟以太。”他不但把以太作为物质统一的本原和事物互相依存、贯通的媒质，而且把“以太”这种沟通世界为一整体的作用叫作“仁”，说：“以太是体，仁为用。”“以太之用之至灵而可征者，于人身为脑。……脑为有形质之电，是电必为无形质之脑。人知脑气筋通五官百骸为一身，即当知电气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也”谭嗣同用以太这个近代自然科学概念解释仁的涵义，虽然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方法是可取的，从哲学上赋予“仁”以新的生命力。

“仁”的作用是什么？谭嗣同说：“仁以通为第一义。”实现仁的途径为“四通”，即中外通、上下通、男女通、人我通，这是人与人相通的四大环节，分别代表民族平等、政治平等、男女平等和经济平等，锋芒直指民族压迫、封建等级、男尊女卑和贫富不均。通的涵义在于彼此处于平等地位，在“自利利他”的原则上加强联系。他认为以太是万物之本原，无所不在，无所不通。作为以太之用的仁，自然也是如此。“夫仁，以太之用，而天地万物由之以生，由之以通。星辰之远，鬼神之冥漠，犹将以仁通之；况同生此地球而同为人，岂一二人之私意所能塞之？亦自塞其仁而已。彼治于我，我将师之，彼忽于我，我将拯之。可以通学，可以通政，可以通教，又况于通商之常常者乎！”并强调：“通之为平等”、“平等生万化”。从政治角度考察，“仁——通——平等”这个学说体系，赋予了“仁”以民主的涵义，使传统的“仁”的概念不仅有中国意义，而且有一定的世界意义。《仁学》的学术思想主要可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提倡民权至上。《仁学》认为，要实现“上下通”，必须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武器是近代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以民权思想为其理论根据。

首先，用“民择君”的“共举论”否定“君权神授”。他认为先有民，后有君，君由民举，即“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如果“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无所谓叛逆也”。其次用“民本君末”的民权论否定君权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他指出，君、臣与民之问是基于“通功易事”的关系，不存在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万民之恨”。根据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和民权思想，他不但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君主，且抨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揭露清军入关后“纵焚掠之军”。“所至屠杀虏掠，莫不如是”，所制造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血腥事件，“岂不盖悲乎”！他谴责清朝历代“屡兴文字之冤狱”，钳制思想言论的文化专制，更痛斥当今统治者的卖国求荣，“竭其二百余年之民力”，“举而赠之于人”。谭嗣同的批判较之其他维新派更大胆和激烈些，并勇敢地指出：两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是强盗政治，历代的封建君主是独夫民贼。他激烈反对忠君观念，认为“忠君”就是“辅桀”、“助纣”，并盛赞历史上的“汤武革命”。他清楚地看到西方列强侵略、瓜分中国的危险，把反对侵略同反对清王朝的专制统治结合起来，从而使其社会政治思想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性质。

第三，批判三纲五常。《仁学》认为，要实现“男女通”，必须反对等级观念和纲常名教，实行资产阶级的平等博爱。从谋求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出发，变法应以批判三纲五常为起点。他批判君为臣纲，反对忠君，认为“止有死事的道理，决无死君的道理”，君主不仁，尽忠无异于助纣为虐。他斥责“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中国积弱深重，在于“上权太重，民权尽丧”，必须“废君主，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他批判父为子纲，认为“子为天之子，父亦为天之子，父非人所得而袭取也”，即同为上天之子，人格平等，父与子概莫能外。他批判夫为妻纲，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女子缠足和溺女婴，尤其同情妇女的无权地位和不幸遭遇，力斥宋儒，“妄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瞽说”。他对纲常名教的危害性和欺骗性的分析也很深刻，认为三纲五常“能制人之身者，兼能制人之心”，既束缚人身自由，又禁锢人们思想。封建君权与纲常名教互相依存，前者利用后者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力，后者则因此而益加彰明显扬。

第四，主张发展自由经济。《仁学》中提出了“人我通”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的理论。谭嗣同认为，“仁——通”是万事万物皆具有的规律。“通商”乃是“仁——通”在经济领域的体现。谭嗣同以“仁——通”为基础，进一步阐发了他的经济思想：“夫仁者，通人我之谓也。”也就是说，只有体现“通人我”精神，发展商品交换和流通，社会经济才得以存在和发展。谭嗣同对“人通我”或“通人我”的提法十分自信，认为如果真能体现这种精神，中国南北各地就能自由发展商品交换和流通。否则，商品就会“南不至北，北不至南，日用饮食，各取于其地，不一往来焉。”为此，他力主废除厘金制度，认为厘金“为呛商务喉咙之石灰气”，“此商脉之所以绝，商战之所以败北，中国之所以贫且弱也”。谭嗣同根据“人我通”观点论证通商贸易能起到“财均以流”的作用。在国内，如能做到“仁通”或“人我通”，就可达到贫富相通、社会财富通畅的目的，一旦“一人获利，踵者纷至”，此即“自由”。“不问官民”，“大富”可设大厂，“中富”可设中厂，“穷人”靠出卖劳动力则可以“赖以养”，此即“平等”。“富人”有钱，“穷人”有力，从而大家“第就天地自有之利，假吾力焉以发其覆，遂至充溢普遍而收博施济众之功”，此即“博爱”。这样一来，富人可以获得巨额利润，并增加自己的生活消费，穷人也可以解决生计问题。

第五，向往世界大同。《仁学》有破有立，对未来社会作了设想。他说：“夫大同之治，不独父其父，不独子其子；父子平等，更何有于君臣？举凡独夫民贼所为一切钳制束缚之名，皆无得而加诸。”使“人人能自由，是必为无国之民。无国则畛域化，战争息，猜忌绝，权谋弃，彼我亡，平等出；且虽有天下，若无天下矣。君主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千里万里，一家一人；视其家，逆旅也；视其人，同胞也。父无所用其慈，子无所用其孝，兄弟忘其友恭，夫妇忘其唱随。若西书中百年一觉者，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

也就是说，在大同世界里，经济上贫富均等，政治上君臣平等，思想上自由博爱，破除人为的一切隔绝和对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同五伦中朋友关系一样。他说：“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无纤毫之苦，有淡水之乐，其惟朋友乎！顾择交何如耳。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宣惟意’。总括其义，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矣。”这些大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传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与中国固有的传统大同思想的结合，构建了一个带有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雏形。

三、唐才常的学术思想体系

唐才常不像谭嗣同那样有学术专著行世，其思想散见于1898年长沙刊本《觉颠冥斋内言》及《湘报》、《湘学报》、《民权索》、《大陆》、《亚东时报》等清末民初报刊。尽管如此，唐才常作为维新时期的代表人物，仍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与外交等方面。

在政治上，唐才常猛烈抨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反对君主独裁，呼吁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主张设议院，立国会。他认为政治制度不外乎君主制、君民共主制和民主制，而民主制最合理，欧美之所以富强，根源在于实行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国为民主制，“公权于民”，“人人出其爱力以保国权，而国不富强者，未之有也”。中国虽有四万万人，因“官私其权”，人民无权过问国事，亦不关心国家，以致“四万万其人，且四万万其心焉”。（唐才常：《论公私》，《唐才常集》，岳麓书社2011年版，下面只列篇名）唐才常认为民权与民主的实现，不必等到遥远的将来，而是现世的事，君主立宪制并非人类社会必经的阶段。至于如何变革专制政体，唐才常认为“变之自上者顺而易，变之自下者逆而难”，而选择“顺而易”的自上而下的和平改良道路。（唐才常：《上欧阳中鹄书·十》）激进的资产阶级民权民主要求与自上而下的和平改良道路，两者的矛盾统一是唐才常前期政治思想的主要特点。

所谓“开国会，以日本作则”关系到唐才常对封建专制政治的批判和对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学说的认识，是唐才常社会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对他以后的思想演变以至自立军起义的宗旨都有直接影响。唐才常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中吸取了大量政治养料，萌发了具有初步民主精神的民权思想。他说：“夫吾中国以四万万人而国者也，吾既为四万万人中之一人，则剖国权为四万万分，吾既有其一分，而可以搘拄之维持之”。历代封建统治者都“视天下为其囊橐中之私产”，不允许人民有任何政治权力。唐才常却大胆宣布“国者非一人之国”，每个国民都有一份政治权力，而且这一政治权力是应该自己掌握、维持，任何人都不能剥夺的。这一思想无疑是对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否定。

在否定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基础上，唐才常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体和君主立宪政体进行了比较。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唐才常的认识是矛盾的。一方面，他盛赞美国的华盛顿“首创民主联邦治体”，认为美国的富强是“民主之裨于治”的明证；另一方面又认为法国的民主是不可取的：“若法民则以鸱张之焰，遏抑君权，使之必为民主以怙其私，则同是民主而有公私。”很明显，唐才常的政治态度更倾向于君主立宪政体。他认为：“天尊地卑乾坤定，卑高以成上下位，有君即有臣，有臣即有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亿兆京垓人之天下也，不能齐亿兆京垓人以统于一，而天下争，不能推一以及亿兆京垓人，而天下乱”。（唐才常：《各国政教公理总论》）因此，他称赞“英之君民共主，最称公私交便”。唐才常认为君主立宪是最理想的国家政治制度，也就致力于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他的“易官制”、“开国会”等政治主张都是围绕这一政治理想而提出的。他曾表达他为在中国实现君主立宪而不惜身败名裂的决心说：“夫国者非一人之国，君者非一人之君。吾能使吾君公权于国，公国于天（下），赫然如俄之大彼得，日本之睦仁，尽变祖宗之成法，与天下更始，则吾虽犯天下之大韪，负天下之恶名，粉骨齑身，所忻慕焉。”（唐才常：《辨惑（上）》）

在经济上，唐才常主张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工商富国。他主张效仿西方设立“赛工艺会”，“大赛工艺，使有所观感效法，以为华人之龟鉴，亦收回利权之一大关键也，而又隐寓趋重兵器之意于其间”。（唐才常：《拟设赛工艺会条例》）鉴于西方各国“护商民如护婴儿，通其嗜欲，采其言论，商部大臣眠同手足”，唐才常主张农工商并重，批判中国官吏“彼以辱商妒商之心，抑勒攘削，不清其源，强塞其流”。在参与了湖南很多近代工矿企业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发展近代工商业的具体规划和措施，如《拟设赛工艺会条例》、《拟自造各种机器遏洋货利权议》，提出以机器“垦荒、治河、开矿”，以及“废漕运、创银行、行国债、修铁路、设民厂、立邮政、广商轮，及凡织造枪械，百端并举”（唐才常：《孟子言三宝为当今治国要务说》）。他建议修订海运政策，发展造船业，扩大对外贸易，仿效西方各国于“所立商埠要区，俱设公使领事，屯泊水师兵舶，以资护卫而壮声威”。（唐才常：《历代商政与欧洲各国同异考》）他力主改银两为银元，设立官银行，“推行既广，银钞并盛，遇有大故，数千百万之资财，可以取之俄顷，而富强之效，即权舆于是”。（唐才常：《钱币兴革议》）他抨击清政府的苛税政策：“中国此时不大改政法，广求利源，而欲于加税一节，捧土以益泰山，杯水而救车火，只取辱耳，岂有幸哉？”倡议撤厘卡，免出口税，增人口税，不数年间，中国将“机器遍地，制造大兴，工商矿铁，利权收入”。（唐才常：《各国猜忌实情论证》）

在文化上，唐才常猛烈抨击落后文化及纲常伦理，视时文为流毒：“吾中国之塞智摧权腐心亡种亡教以有今日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唐才常：《时文流毒中国论》）提倡西方实用之学，“我中国不欲保种则已，如欲保种，必尊崇西人之实学”。（唐才常：《浏阳兴算记》）“先废时文帖括之业，广立天文、算学、武备、舆地、格致诸科，以奔走天下士，民智乃能骤开，人才乃能崛起，国权乃能抵距，而不蹈北洋前此有名无实之弊。”（唐才常：《孟子言三宝为当今治国要务说》）但他主张治新学先读古书，因为孔孟学说已包含新学内容，孔子改制即是推行民权，《春秋》中已有国际公法，以表明其维新主张符合孔孟道统。唐才常进一步提出了废科举，兴学校的主张。他把废科举，兴学校同国家之兴亡联系在一起，认为“变通学校，最为当今急务”（唐才常：《拟游历例言》）。同时，他还提出创办专门学校，培养专门人才，派留学生出国等建议。这些主张体现了“新民，新学，新心，开民智”以及为发展资本主义培养人才的精神。

在外交上，唐才常认为任何国家只能以相通求自存，应加强相互问友好交往，“夫国于地球之上，必欲孑焉而独立，微独今所不能，亦且古无此理”。（唐才常：《交涉甄微》）“中国通亦通，不通亦通，与其通于人而失自主之权，何如通于己而扩小民之利？”（唐才常：《外交论》）与各国交往应不卑不亢，既不盲目自傲，也不自卑自贱，“去其骄心固心”，“去其畏心葸心”。（唐才常：《通塞塞通论》）与各国交往的目的，只在智其良，强其学，富其本，不在挟愤寻仇之举也。唐才常希望与列强平等相处，通过“弭兵会”评定是非曲直。但列强侵华的残酷现实使他痛悟：“彼其用心，盖亡其国而犹未已也”，中国只有奋发自强，先强其政、学、教，而后能强其种；否则深固闭绝，日面漆室。鉴于列强间的明争暗斗，他提出中国可采取“联英日以抗俄国”的外交策略，“合中、日、英之力，纵横海上，强俄虽狡，必不敢遽肆其东封之志。法、德虽名附俄，岂能仇英、日而犯五洲之不韪？”（唐才常：《论中国宜与英日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