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3月23日，台湾《联合报》登载了陈其南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文学、史学与台湾意识”其中对连横的《台湾通史》做出了新的解读。文章说:“连横所著《台湾通史》的格局，至今仍然无人超越。这是一部很有意思的历史著作，连横的历史意识更令人玩味。依一般对史志的传统看法，以‘通史’为名者应该是一国之史，是否在连横当时的思考中已经明确将台湾视为一国？翻开这本通史著作，赫然可见‘建国纪’一章。这是几乎不可能被误读的安排。不过历史学究仍然会援引《华阳国志》之例，试图消除连横《台湾通史》所蕴涵的‘台独’意识。多年来，连横的这个议题似乎被有意地忽略和淡化。”【1】陈先生的解读确实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因为，长期以来，人们总是习惯于把连横作为爱国史学家，把《台湾通史》作为爱国主义的历史著作。现在，陈其南先生居然从《台湾通史》中读出了“蕴含”，甚至给连横贴上来“台独”的标签，这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价值判断。是过去的人们没有悟出《台湾通史》的“真谛”，这是陈其南先生新的解读有错误？这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笔者不敏，多年前对《台湾通史》曾下过一番功夫，指出了它大大小小几百处错误，写成了《台湾通史辩误》一书【2】。但对于连横在《台湾通史》中所表现的历史意识，则只有感佩不已。书中洋溢着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是几乎每一个读者都能够强烈感受到的。这种精神的力量，能给人已鼓舞，也使有些人感到害怕。因此，有人曾故意贬低《台湾通史》的作用，说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陈其南先生不但不认为《台湾通史》的时代已经过去，反而认为“《台湾通史》的格局，至今仍然无人超越”，甚至台湾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台独”意识也能在《台湾通史》中找到根据。对于陈先生的高论，笔者同样不敢苟同。这种“解读”，新则新矣，但确实毫无根据。为了避免连横先生的名誉无辜受损（尽管有人会以为这是在抬高连横先生），也为了防止对读者产生误导，对这种“新解读”可能造成的混乱，有必要进行适当的澄清。
一
关于《台湾通史》体例的议题，并不像陈其南先生所说的，“多年来，连横的这个议题似乎被有意地忽略和淡化”。9年前，笔者在《连横与台湾通史》一文中曾对此有过专门的论述。其中不但列举了章太炎、周荫棠、方豪等人对《台湾通史》体例的各种评论，而且也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3】这些内容至少说明了这样一种事实：多年来，关于连横《台湾通史》体例的议题，人们并没有对其“有意地忽略和淡化”，不但章太炎先生在20年代、周荫棠先生在40年代、方豪先生在50年代对其有过或褒或贬的评论，到了90年代初，还有笔者进行过一些探讨。但现在看来，以往的这些评论，或过于简略，或不够全面，均没有把《台湾通史》的体例问题完全说清楚，现在借陈其南先生提出问题之机，正好可以作一个全面的说明。
批评《台湾通史》体例的周荫棠先生说：“台湾遗民连雅堂于民国十四年成《台湾通史》一书，台湾之于中国，不视为其郡县，而视为其封建之国，故署曰通史，以台湾之史为国别史：，既昧事实，又舛体制。” 【4】赞赏《台湾通史》体例的陈其南先生也说：“依一般对史志的传统看法，以‘通史’为名者应该是一国之史。这种以“通史”为名者应该是国史的说法是否正确呢？答案是否定的，理由如下：
1.传统的国史很少以“通史”为名。中国修史的历史源远流长，史书汗牛充栋，属“国史”者亦不在少数，但传统的国史很少以“通史”为名。以传统的正史—“二十四史”为例，其书名及修撰者如下：
这“二十四史”中，以“史”为名者仅9种，以“书“为名者有13种，以“记”为名者1种．以“志”时为名者1种，就是没有一种以“通史”为名的。从内容方面来看，除《史记》具有“通史”的性质外，其余的均为“断代史”，和“通史”是完全不同的。可见，传统的国史很少以“通史”为名，而且实际上大多不能以“通史”为名。
最早以“通史”为名的著作，当属梁武帝时（公元502--549年）的《通史》。据刘知几《史通》记载，“至梁武帝，又敕其棒臣，上自太初，下终齐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书自秦以上，皆以《史记》为本，而别采他说以广异闻。至两汉已还，则全录当时纪传，而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又吴、蜀二主，皆人世家，五胡及拓跋氏，列于夷狄传。大抵其体皆如《史记》。其所为异者，唯无表而已。” 【5】但其后的1000多年问，以“通史”为名的著作却几乎没有再出现过。
2.近、现代以来，以“通史”为名的著作，不仅仅只有国史。本世纪以来，以“通史”为名的著作逐渐增多。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的《1900-1980八十年来史学书目》，这期间，以“通史”为名的著作至少在50种以上。不但有《中国通史》、《中华通史》、《朝鲜通史》、《安南通史》、《印度通史》、《日本通史》、《苏联通史》、《俄国通史》等国别通史，商且，也有《世界通史》、《万国通史》、《欧罗巴通史》、《亚美利加洲通史》等世界和洲别通史。此外，还有下列一些名称的“通史”著作，列表如下：
可见，以“通史”为名的著作并非只有国史，大到世界，小至澎湖，专门如教育、音乐、电影、华侨、社会主义、社会斗争等，均可以有“通史 ” 。
3．传统的关于史志关系的看法，长期以来，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不是只有一种看法，即所谓以史为名的就应该是一国之史。确实有一种观点认为，史和志的区别主要在于地域范围的不同，国家的可称为“史”，地方的只能称为“志”。所谓“邑之有志，即国之有史，家之有谱” 。【6】 “维国有史，乃郡邑有志。【7】 “史者，一国之志；志者，地方之史，范围异目的同也。【8】但是，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史和志的区别主要在于分类和体例的不同。史以时代为记载中心，主要记载人们的社会活动；志以地域为记载中心，不但记载人们的社会活动，也记载自然状况，包括河流、山川、物产等。因此，传统的分类，“志”就被列在地理一类。清代学者章学诚曾经批评过这种观点，他认为，“方志一家，宋元仅存者，率皆误为地理专书，明代文人见解，又多误作应酬文墨，近代渐务实学，凡修方志，往往侈为纂类家言……多是不知著述之意，其所排次襞绩，仍是地理专门见解” 。【9】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方志就是一方之叶“全史”、一方之“通史”，它和史的区别只是比史更详细、更全面、更贯通而已。章学诚就说，“方志乃一方之全史”。【10】清道光年间所修的《遵义府志·序》中说：“府州志虽一地理，而天文、五行、食货、职官、艺文，及纪、表、列传靡不较史加详。则志也，而全史矣。分门别部，上下数千年使相贯属。则志也，且通史矣。” 【11】据后两种观点，既然史和志只是分类和体例的不同，既然方志就是一方的“全史”和“通史”，那么，国家不但有史，而且也可以有志，地方不但有志，而且也可以有史，这是并行不悖的。
国家也有志，志非地方专属，这是千百年来中国的一个文化传统。从唐代的《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宋代的《元丰九域志》，元代的《大元大一统志》，明代的《大明一统志》，到清代的《大清一统志》，唐、宋以后，每一个封建朝代都修有“一统志”（也称“总志”，相对于“方志”而言）。与国史不同的是，国史是由后一朝代的人修的，而“一统志”则是由当代人所修既然国家有“史”也有“志”，那么，那种认为“维国有史，乃郡邑有志”的观点，就失去了一半的根据。
地方有“史”，“史”非国家专属，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传统。正如止述第三种观点所主张的，地方志就是地方史，而且是地方的“全史”和“通史”。因此，历代都有一些人修志用史体，修史以“志”名，使地方史志的区别很难截然分清。这些地方史志著作，多数以“志”为名，但也有一些例外。如明代郭子章撰写的《黔记》【12】，用记（纪）、志、表、传、论等正史常用体例，记载贵州的历史和现状，实际上就是一部贵州的地方通史。其他如明代何乔远所修的《闽书》【13】,王启所修的《赤城会通记》【14】（赤为浙江台州府别称城）,叶春及所修的《惠安政书》【15】、谢肇淛所修的《滇略》【16】、清代田雯所修的《黔书》【17】。等。大家知道，“书”和“记”是国史惯用的名称，“二十四史”以“书”、“记”为名的就有14种。既然《史记》就是那时候的“中国通史”，《汉书》就是“汉史”，那么，《黔记》就是“贵州通史”，《闽书》就是“福建史”，《滇略》就是“云南历史简编”。还有直接用“史”为地方史志著作命名的例子，如明代周瑛所修的《莆阳拗史》【18】（莆阳为福建莆田县的别称）等。古人早就是这样的，难怪乎台湾史学家方豪先生曾借用友人的话说，“一省可以有通志，何尝不可有通史。”【19】由此看来，那种所谓以史为名的就应该是一国之史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4.批评《台湾通史》体例的周荫棠先生，其实并没有读过《台湾通史》。他只是根据章太炎先生为《台湾通史》所写序言中的部分内容，就做出了对《台湾通史》如此武断的批评。这样的批评，自然很难是客观而公允的。
周荫棠先生没有读过《台湾通史》，这是他自己告诉我们的，是他所说的“台湾移民连雅堂于民国十四年成《台湾通史》一书”这一句话露出了真相。根据郑喜夫先生《民国连雅堂先生横年谱》记载，《台湾通史》脱稿于1918年8月，初版于1920年11月至1921年4月，分上、中、下三册发行。【20】这是任何一个研究《台湾通史》者都必须掌握的基本事实。其实，只要读过《台湾通史》的人，都可以从连横的“自序”和其夫人的“后序”中了解《台湾通史》的“成书”的时间。可是，周荫棠先生却偏偏将《台湾通史》成书的时间搞错了，这足以说明他并没有读过《台湾通史》。他没有读过，不是他不读，而是他在批评《台湾通史》时（《台湾郡县建置志》初版于1944年），在大陆不容易看到《台湾通史》一书。据徐炳昶1945年为《台湾通史》所写的序言中说，此前，对《台湾通史》，“国人得之非易”。
周荫棠先生所以会把《台湾通史》成书的时间搞错，除了他没有读过《台湾通史》之外，还因为他错误理解了章太炎为《台湾通史》所写序言中的一句话。章太炎先生说：“直富有票举兵，余与其人多往复，为有司所牵，遁而至台湾。台湾隶日本口七年矣，犹以郑氏旧事，不敢外视之。逾十年，汉土光复。又十四年，遗民连雅堂以所作台湾通史见示。” 【21】章太炎先生说的是民国14年（1925年）连横将《台湾通史》送给他（据《民国连雅堂先生横年谱>记载，1922年，张继在章太炎处已见到《台湾通史》【22】）。但周荫棠却根据章太炎的这句话，以为“民国14年”是《台湾通史》成书的时间，这已经是一个过手粗疏和武断的错误。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对《台湾通史》体例的看法上。周荫棠先生从章太炎先生的序言中得到了对《台湾通史》体例的一些印象，并引述了其中的一些语言，但却做出了和章太炎先生完全相反的价值判断。章太炎先生说：“郑延平之启台湾也，以不毛之地，新造之国，而抗强胡百万之众，至于今遂为海中奥区焉。……台湾故国也，其于中国，视朝鲜、安南为亲，志其事者，不视以郡县，而视以封建之囡，故署日通史，盖华阳国志之例也。……作者之志，盖以道土训者，必求其地建置之原。台湾在明时，无过海中一浮岛，日本、荷兰更相夺攘；亦但羁縻不绝而已，未足云建置也。自郑氏受封，开府其地；孑遗士女，辐辏于赤嵌，锐师精甲，环列而守，为恢复中原根本，然后屹然成巨镇焉。郑氏系于明，明系于中国，则台湾者实中国所建置。……雅堂之书，亦于是为台湾重也。” 【23】周荫棠先生则说：“台湾之于中国，不视为其郡县，而视为其封建之国，故署曰通史，以台湾之史为国别史，既昧事实，又舛体制。”周先生这段话的前半部分，如果不是出自章太炎先生为《台湾通史》所写序言的话，不可能还有别的出处。后半部分，则是他自己的“标新立异"。但是，这种“标新立异”是在没有读过《台湾通史》原书的情况下做出的。了解这一点，人们就会十分慎重地对待他对《台湾通史》体例所做的批评了。
总而言之，一省不能有“通史”，只有国史才能称“通史”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利用《台湾通史》的体例大做文章的人们，实际上对什么叫“通史”，以及对中国传统的史志关系、对《台湾通史》，并没有真正了解。
总而言之，一省不能有“通史”，只有国史才能称“通史”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利用《台湾通史》的体例大做文章的人们，实际上对什么叫“通史”，以及对中国传统的史志关系、对《台湾通史》，并没有真正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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