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在《读书经验》一文中说: 中年人有一种好处，会有人来请教什么什么之类的经验之谈。一个老庶务善于揩油，一个老裁缝善于偷布，一个老官僚善于刮刷，一个老政客善于弄鬼作怪，这些都是新手所钦佩所不得不请教的。好多年以前，上海某中学请了许多学者专家讲什么读书方法读书经验，后来还出一本专集。我约略翻过一下，只记得还是“多读多看多做”那些“好”方法，也就懒得翻下去。现在轮到我来谈什么读书的经验，悔当年不到某中学去听讲，又不把专集仔细看一看；提起笔来，觉得实在没有话可说。
应该说，“多读多看多做”的说法，真的还不是曹聚仁一家之言。但我读他的书读得越多越觉得他读的书更多，且中国古、近、现代典籍，中外文、史、哲通览，让晚辈望尘莫及。
四岁时，曹梦岐就叫他读书。从《大学》、《中庸》读起，一直读到《纲鉴易知录》、《近思录》。单《诗经》就统背过九次，《礼记》、《左传》念过两遍，不过，《尔雅》只念过一遍。其中有关他小时候读《近思录》的往事，在不同的文章中多次出现，说明程朱理学对他影响很大。
历史还原：康熙皇帝本身有着极高的汉学修养，精通满汉文化，他对于推动程朱理学成为统治思想做出了很大努力。康熙帝曾说朱熹的作品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康熙在位后期，程朱理学被尊为正统，将朱熹提拔到孔庙第十一位配享哲人，给予尊隆地位。命儒臣李光地等“删其支离，存其纲要”，即删节修改《性理大全》，成《性理精义》二十卷，为此书删节本。他还主持编辑了《朱子大全》颁布天下。
“先父时常叫我读《近思录》，《近思录》对于他很多不利之处。他平常读《四书》，只是用朱注，《近思录》上有周敦颐、张载、邵雍、程明道、程伊川种种不同的说法，他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是贤人的话，有那样的不大同；最疑难的，明道和伊川兄弟俩也那样不大同，不知偏向那一面为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有些地方他是说得非常含糊的。有一件事，他觉得很惊讶：我从《朱文公全集》找到一段朱子说岳飞跋扈不驯的记载，他不知道怎样说才好，既不便说朱子说错，又不便失敬岳武穆，只能含糊了事。有一年，他从杭州买了《王阳明全集》回来，那更多事了：有些地方，王阳明把朱熹驳得体无完肤，把朱熹的集注统翻过身来，谁是谁非，实在无法下判断。翻看的书愈多，疑问之处愈多，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已经不大信任朱老夫子了。”
应该说，父亲曹梦岐是一心想把儿子曹聚仁引到“正途”上去的，实现其心中满满的因为自己当不了举人之后的“乡村社会治理”理想。而曹聚仁还真的受他父亲的影响，在杭一师长达五年的学习期间，“前三年是埋头读书，一意做理学家门徒的时代”，后两年因为进入“五四”时代，原先“读死书”的想法完全被“救国”的浪涛淹没了。
但让人疑问的是，清代有《四库全书》和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曹聚仁在自己作品中为什么没有提到呢？
如果我的猜想正确的话，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曹家毕竟还是“自耕农”一类的大户，也可能家庭生活条件并不富裕，曹梦岐恐怕还算不上是个大藏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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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归正传。曹聚仁在《金华一年半》中说:“所谓‘叛徒’即是对宋明理学家的总批判，我所走的路子，乃是明代大戏曲家汤若士的‘唯情主义’。”汤若士，《牡丹亭》的作者。唯情主义按曹聚仁自己的话说，就是陶谦的“彼亦人子也”的观念。在《诸侄》一文中说:“我的思想，可以说是先父的程朱理想的反对派，……乃是唯实的，和英儒若素最接近，这又是孩子们所不理解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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