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一本书的好坏，一般有三个条件，一是看看他传承了多少年，时代越久，就越是经典，因为时间是最好的过滤器，肤浅的，没有内涵的东西肯定不会在时间的海洋里沉淀下来。但如果是一本新版的书如何判断它的好坏呢？就是要看它再版的次数，这本《中国文化的命运》，就10万字的小书，据出版社说，已加印了12次，这些都很使出版社和笔者始料不及。第二就是看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出版的书虽然贵点，但选书的眼光还是不错的，中信出版社一直紧跟时事热点，想知道最近啥“火”，基本从中信出版社的书单中都可大致窥到端倪，但中信出版社选中了这本冷僻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不是中信的选书传统，从这个侧面也体现出这本书还是有点份量的，能让中信出版社对它独具慧眼。第三是关键点，还得看作者。被称为中国的最后儒家，梁漱溟的学说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他的学问是没得说的，所以本书值的读。
对国学不跪、不踩，以平视的角度来研究和理解，是梁漱溟给我们学习国学践履出的最伟大贡献。这样的治学理念来自于他的学术基础，梁漱溟最早是从《三字经》和《百家姓》中接受教育启蒙的，但他儿童时代深受其父亲梁巨川的影响，梁巨川不赞成儿童读“经”，正赶上梁漱溟上小学时北京开设了第一家“洋学堂”——中西小学堂，因此梁漱溟被父亲送到这里开始接触西学，然后因社会动荡，梁漱溟也在不断的转学和辍学中完成了他的小学时代，这些经历，培养出了梁漱溟很强的自学能力，也让他有了更多选择读本的自由裁量权。梁漱溟后来回忆：“我对于四书五经至今没有诵读过，只看过而已，这在同我一般年龄的人中是很少的”。
正是这些基础，让梁漱溟和其它“国学大师”们对国学的理解泾渭不同，梁漱溟更有一种跳出国学看国学的格局。他能从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思考国学，也是来自父亲对他的持久的影响。1918年，梁巨川在60岁生辰的前三天，因忧国而投湖，临走前，他还在和儿子讨论国际形势，他问梁漱溟“世界会好吗？”，梁漱溟答：“ 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向好里去的”。这句话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是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基本态度，时间整整过去了100年，事实证明，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这个基本判断没有错。
梁漱溟把孔儒之学拉下了神坛，同时，他也给了儒家文化赋予了更深厚的、更鲜活的、更积极的精神内涵。在他看来，儒学也好，佛学也好，都是人生实践之学，他曾说：“好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他认为如果在大学讲堂里把孔学只当作哲学思想来讲，则其固有精神实质亡矣。梁漱溟曾再三强调，孔子学问是专门致力于人的身心于自觉、自主，使人的生命整体上有变化和提高的，将自己的智慧用到修养实践上，把四书五经背的烂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将儒家的精神用在自己身上，用在人类社会。这个观点贯穿于梁漱溟一生，他晚年依然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人有的是需要学习的东西，而中国古书汗牛充栋，除了少数的研究者外，未必人人都要去读，但有一本书，即《论语》，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是不可不读的。
《中国文化的命运》和其另一本巨著《中西殊途》内容主旨完全一样，由于中西两方社会演进路途不一样，所以形成的社会组织结构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家独大的儒学受到普世质疑，是清末民初，国力衰弱，国家饱受蹂躏之机。国贫民弱，河山凋敝，再加上民间道德体系的紊乱，面对西方现代科技与国防国力的绝对领先，中国何去何从？中国知识分子就国家困境都进行着深刻的反思，究其原因，也是国民对传统文化深深失望之背景，那样的环境下，很容易形成了对内迷茫，对外崇拜之风。
1947年，因为胡适在北大开学典礼上说过：“美国的天空比中国蓝，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大家的共识就是认为胡适就是“全盘西化思潮”的始作俑者和代表人物。胡适确实有这样的观点“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上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他还说：“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方法，实在完备的多，高明的多，不可不取例。” 事实上，真正最早提出“全盘西化”论的是陈序经，当时他在中山大学任副校长，在中山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他在《中国文化的出路》演讲稿里提出了彻底全盘西化的理由，比胡适要早两年，胡适只是采纳了陈的思想，并用了一个更折衷的词汇“充分世界化”来代替“全盘西化”。
今天，全盘西化的论调在中国已经存在了近一百年，时至今日，甚至还有人大力宣扬“只有全盘西化”才能救中国，这种思潮主要来源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实践，事实上，这只是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判断。真正日本奉行的文化政策是，对神道的尊奉，对儒教的温存与对佛教的吸纳，合三教为所谓的国教，此为明治维新以来对全盘西化的反动，也是对传统文化扬弃后的再用。日本不仅没有全盘西化，相反，它还是民族传统保存的最好的亚洲国家。这点，它远远超过我国，如日本的茶道、花道、剑道，不仅保存完好，而且还后继有人，不断被发扬光大。还有更现实的情况是，被一些经济学家迷信为世界最后一种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在本世纪初持续表现出低迷状态，它不仅没有救了中国，而且连自己也救不了，只是眼巴巴的排队等候中国的一带一路给他们送来一点恩赐，拖他们走出经济大萧条的泥淖。
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都有这个国家的深深民族烙印，简单的拿来主义，不仅不能救自己，实际常常还会很危险，因为两种不兼容的文化，只会拮抗和过敏。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层面都深深地汇入了世界的潮流，世界第一的速度，第二的经济体让我们重新拾回了文化自信。当然，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有一些争论，对什么是民族的东西？如何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梁漱溟在近百年前已给出我们深刻和科学的论断——“注意中国传统文化，顺应时代潮流”。
中西社会自文化根基起底完全不同，各自生出的组织结构，生活方式随之迥异。西方的东西不是凭空来的，有其根本的文化作为支撑，并与东方文化有着天生的不兼容性。社会文明是一个系统，不能掰开了枝枝节节零碎来看。不能从根本的伦理思想与人生哲学着手，其他所有的改革都没有用。
西方社会的文化基础是公共观念，纪律习惯，组织能力和法制精神，他们的思维模式更趋向于理智，这种理智有三方面的长处。一是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更重要的是，承认过去相信的也可能是错的。二是以观察和数学为中心，再用数学工具整理连接，形成全面的理论。三是不仅创造理论，而且能够用这些理论来取得新的能力，发展出新的科技。
而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本位，这是一种圈子文化，所有的作为都是为了得到圈子内更多的首肯，这种首肯也是弘扬某种道德精神而不是事后的惩戒，我们的思维模式更趋向于理性。伦理的内核是家庭而非是个人或社会，所以中国人解决纠纷是靠伦理而非是靠法律，做事讲情不讲理，这里的情是有等差的情，对越亲的人爱的越多，对关系越远的人爱的越浅，通过这种情理连接，以道德感核心人员为起点，互相感染，就像水中的涟漪，从中心向四周扩散，最后到达边沿，由家庭到圈子到社会，天下大治，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理路。
这种伦理结构，通过“仁”和“礼”来规范，这样子，亲疏远近，尊卑长幼也就各安其位，井然有序地保障了一个非常稳定的社会结构，以伦理为标杆的道德本位，对外表现出来的就是祖宗崇拜和保守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所以中国文化里有两大怪异现象：一是那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进的文化。二是没有宗教的人生。
梁漱溟说，以中国精神引进团体组织，以团体组织运用科学技术，作为新中国之路的必然方向。无独有偶，世界上还有另一个民族也非常注重家庭关系，那就是犹太民族。“灵魂、品格、智慧、道路、真理和生命“是犹太文明的重要价值基石。犹太人的灵魂等同于我们的良知，品格等同于我们的善良和宽恕，智慧的内核是仁义道德，道路就是有一个空瓶的心态，不做掌握真理的人，而是每天走在寻求真理的路上，真理是生命中恪守的价值观，生命是一个人对待人生的软实力。
研究多年犹太文化的贺雄飞先生，既深谙犹太文化真谛，又能领会国学之精髓，他认为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两个民族，按照黄金法则，我们的教育理念就是要融入78%的犹太智慧和22%的国学精华，这两种文化的嫁接一定能产生奇迹，这也是我国传统文化迸发出活力的终极使命。
最后回到我们从传统文化中学什么的问题上来，我们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若事无俱细，本本精读无异于痴人说梦，学传统文化还是要回到它所承载的核心价值观上来。
判断分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现代社会更倾向于事实判断，也就是各种知识和技能，而传统文化承载的核心正是教给我们的价值判断的能力。
有人说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这个是有误解的，对于知识层面来说，现在一个初中毕业生的知识广度和深度肯定比古代的孔子多，但孔子比我们要伟大的多，就在于他有很强的价值判断力，有人问孔子:世上有没有鬼？孔子回答说:不知道。孔子后来解释说:如果我说有鬼，当家里有老人过世后，他的后人会把家里好的东西都会埋葬给死者，给家里生活带来很大影响。如果我说没有鬼，他的后人就会随意安葬老人，对先人大不敬。
有没有鬼本来是个知识，是一个事实判断，但孔子并没有简单的回答有还是没有，而是从更深远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种价值判断才是我们最应该学习的，包括对于孝道，对于礼仪等等，孔子都是提倡活的价值观，而不是后来走样的教条。
教条，就是迷与信的关系，看看梁漱溟是如何做的。梁漱溟信佛，甚至被许多人视为佛学家。但他从不烧香拜佛，家里也从不供奉佛，入庙也只是参观式地看看。梁漱溟的信佛，和芸芸众生从利害出发许愿还愿那一套是两回事。宗教信仰在境界上有高低之分，后者满足于偶像崇拜，心态上并没有脱俗；前者则是从佛理中吸取有益的东西。梁漱溟正是出于对佛教教义、教理的理解和推崇而走进佛学的。但形式上的一些东西，他并不去追求。例如他的食素，和僧人的吃斋是不一样的，类似牛奶、鸡蛋这些能提供人体必须摄取的营养的食品，他并不一概拒绝。梁漱溟被称为新儒学的奠基人，但他从不以这个称号自居，就是对孔子的学说，自己也只是在其殿堂之外往里看，看到了一些，还不敢说已登堂入室，只是比有些人多一点罢了。他的这种学术境界，在当年和今天，都是十分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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