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三五：还是“言语般若”

《传习录》三五：还是“言语般若”

问：“‘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有以尽其大而无余’，此言如何？”

先生曰：“恐亦未尽。此理岂容分析？又何须凑合得？圣人说‘精一’自是尽。”“省察是有事时存养，存养是无事时省察。”

“揣度圣意”这种事，大概也是有“无边罪业”的。非但作为集权者的“圣意”不好揣度，作为精神上纯然为一的圣贤的“圣意”也是不好揣度的。

南怀瑾先生曾经提到过“言语般若”的说法，这世间有一种人，在“言语”领域，有特别的天赋，有极强的驾驭文字的能力，总能微言大义、精准表达出前人不曾表达过的意境，很快抵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地。般若本身是“智慧”的意思，“言语般若”又很难和智慧完全等同起来，充其量算是“多元智能”的一种。多数情况下，堪用“言语般若”来形容的人，在实际生命场中的表现又是平平的。

王阳明曾经评价过这种人，他们多在“文义上穿求”，少在“心体上用功”——“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为学虽极解得明晓，亦终身无得”。王阳明作为圣人不曾明言，我们也不好揣度“圣意”去言明。大概，每个时代，都不缺乏这种具“言语般若”的人。

陆澄希望王阳明评价的话出自朱熹，朱熹在《大学或问》中讲“析之极精不乱，说条目功夫；然后合之尽大无余，说明明德于天下”。陆澄之所以希望听到王阳明本人对这句话的评价，一定是先有个立场的——他本人极为认同这段话——用分析的方法来格物可以做到极其精微，而不会紊乱，然后综合这些事物的理，可以包罗万象，而无有遗漏。

不得不说，在“文义”穿求上，极少有人能如朱熹一般，下过常人难以企及的“小学功夫”。正因为如此，朱老夫子才会张口即是“言语般若”——极精微到不紊乱的程度。这种“小学功夫”，又极容易带人入门。不谈为学目的的话，做学问就应当如此。问题是——做学问难道只有“穿求文义”理解圣人一个目的吗？倘有人求学问是为了自己做圣贤，为了找一条天下人个个做圣贤的路子，是为了解决好各自面对的具体问题获得此生的完满。在“穿求文义”上耽搁得愈久，便愈难逃离这种“言语般若”的影响。

正因为如此，王阳明一针见血地指出——细枝末梢上开出的花越精致，越容易让人忘掉树的根本。天理天然地存在于人的心体之中，哪里是靠分析而来的？“学为圣贤”只是本心使然，又哪里是靠分析来的天理堆砌凑合出一个“圣贤”来给人套路？

之前，王阳明谈过这个问题，他讲“下学”与“上达”不能分作两件事，“下学”就是为了“上达”，要求“上达”，便必须下学。甚至无法讲此时的“下学”是为了彼时的“上达”，“下学”之中心心念念、无时无刻不包孕着“上达”，一应的“上达”又无处不体现着“下学”之功。圣人讲“惟精惟一”，“精”本身就是为了“一”，“精一”又怎能分为两事？

有经验的果农，为了让果树结出像样的果子，总是善于梳理果树的枝杈，绝不肯因为某个枝条有了规模就让它肆意乱生长，毕竟，多一分营养输送给无用的枝条，便少一分影响输送给本该获得营养的果子。

“言语般若”固然惊艳，听来赏心悦目，读来朗朗上口。倘不能有助于“学为圣贤”，毕竟只能还是无用的枝条，在上面耽搁得愈久，便愈是远离为学者的初心。

不以“学为圣贤”为目的的文义穿求，充其量不过是掉书袋子的言语般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