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来自梓杨，一个矫情的巨蟹座姑娘。
中国是一个特别迷信的民族。当说了不吉利的话，要及时的“呸呸呸”还要象征似的敲敲木头，如此吐掉之前自己说的不吉利；走在路上踩了顶盖要倒霉，所以要及时拍打拍打屁股驱除霉运；大家都说爱笑的姑娘最好运，于是，面带丧气的脸被讨厌叫做寡妇脸，这种面向从来不招大家喜欢。这些无来由的不吉利，不知道是如何流传下来的，但却被周围的人如标准答案铭记在心。
我是一个特别悲观的人胆子特别小的人，听到救火车的鸣笛就会想到是不是我家发生了事情，听到救护车的叫声就不不自主的担心会不会是自己的家人，看着教室里头顶上嗡嗡转着的风扇就想着会不会就给掉下来刚好砸着我。于是，直到现在我出门之前或者睡觉之前都会仔细检查家里的天然气，定期的给家人打电话问候一下看看家人近来的身体状况如何，还清晰的记得因为担心风扇掉下来砸到人，我还真的正儿八经的研究过坐在哪里危害性能最小。你看，我从小就是个悲观的人，从小的忧患意识就比一般人强，但是这不仅没让我屡屡因为忧患而倒霉，还让我不断研究和琢磨出如何应付这样我能预想到的危害的方法。
要是这些经历讲给大人们听，他们怕是会开始责备，这小孩一天不干正事就爱胡思乱想、胡说八道，没事找事，于是我这种凡是有事就在想会不会就被我摊上的经历估计每个小孩都能够感同身受，但因为深受其害的“迷信”，这样的感受感想都被我们默默的藏在了心里。
可是，你可知道，我们应该有的忧患意识，就是这样一点一点被广为流传的迷信打磨了干净。在看《行走在爱与恨之间》，白岩松也提到过，说日本人出门办事，会自然联想到“如果今天发生灾害怎么办”，这是日本人从小养成的意识和传统，也训练出了各种应对灾害的手段。中国人则相反，有人一说到小心防灾之类的话，大家一定会呸！呸！让他少说不吉利的话。
这种民族性的差别，从精神层面而言，确实有差异。我从来不认为，想到不好的结果的是一种不吉利的事情，用概率的角度来看待，做一件事情的结果好的坏的概率就是各占一半，毫无悬念，好的情况我们可以尽情欢呼，不好的结果我们不就是应该提前应对，以把损失降到最低为目的吗，当要遇到不幸，比起自欺欺人，仅仅活在自己幻想的美满世界里，积极面对，解决问题才是更成熟、更稳妥的做法吧。
由于地址位置，日本处于地震多发地带，但是世界上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国家是我们中国而不是日本。从小，日本就教孩子要积极面对灾害，每年9月1日是日本的“防灾日”，在日本，75%的小学生认为“不远的将来身边可能发生大地震”，有90%的人表示“最担心的灾害是地震”。但是，由恐惧而生的不是恐慌，而是从娃娃抓起的危机意识和行动。有60%的家庭购置了便携式收音机、手电筒和药品，有20%的家庭储存了应急食品，并且定期会依照食品日期更换新的食品，有86%的民众确认过去附近避难所的路线；这一切与我们国家相比，我们的为此的准备的几乎为零，我们过分依赖于地震仪给我们的信息与数据，我们会觉得不远的将来会发生地震这么不吉利的想法不能有，我们得盼点好事发生。这明显就是我们的忧患意识在无缘由迷信的影响下薄弱的不堪一击。
所以，勇敢面对，才有可能克服困难。许多时候的许多问题，我们缺少勇敢面对的勇气。别让迷信，让我们丢掉我们的忧患意识；别让迷信，让我们逃避思考如何面对困难和危险；别让迷信，让我们失去自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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