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新民
（6）银团
到海南后处理的最大一笔收支业务是银团贷款。这笔贷款的背景很不简单。
当时光大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工商银行等四家银行组成银团，以光大银行为牵头行，给公司贷款1亿美金，资金只在公司账户过了一下，立即就以偿还股东借款名义付给了香港总部。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曾经重创亚洲多个经济体，泰国、韩国、马来西亚等国，本币大幅度贬值，美元飙升，导致多国无力支付到期美元债务。香港也是重灾区。
香港建设因为国内投资大，投资项目资金回收周期长，国际融资金额大，在金融危机中遭受的冲击很大。我判断光大集团入主香港建设成为控股股东，除了创始人于元平先生年老无子放弃控制之外，最大的因素应该是贯彻中央意图挽救香港重要企业，稳定香港回归后的经济局面。
在贷款资料中，我看到过于元平给时任总理写的信。信中陈述了香港建设投资内地的贡献，声称自身财力不是香港最大的，投资内地金额是最大的。信的末尾请求中央给予支持，贷款1亿美元满足公司即将到期的还贷需要。
这笔贷款应该是由光大集团协调安排的，时任总理亲自有批示。光大银行、交通银行本身是洋浦公司直接、间接的股东，工商银行在银团的出资额相当于长江实业、大中华等香港公司在洋浦公司的股权份额，中信银行本与公司无直接关系，但是由于香港保利是洋浦公司的股东，王军同时是香港保利、中信集团的董事长，因此中信银行在银团贷款中接替了香港保利的融资份额。
今天中午网上看到王军去世消息，从网上介绍资料得知，这么多年了，他仍在担任香港建设的副董事长。
这笔针对企业的1亿美元银团贷款，在当时金融危机盛行，外汇十分紧缺的国际环境下属于天文数字。香港建设有了这笔资金才顺利支付了1999年3月到期的国际债券，渡过了危机。
就洋浦公司而言，相当于付清了香港总部一半的投资，洋浦开发的建设资金来源变成了香港总部、银团贷款、土地出售款各占三分之一的构成。
（7）税务
税务是财务部门工作的头等大事之一。到任不久，公司就接到洋浦税务局通知，要求接受税务检查。接到通知后，彭总陪我一起到洋浦税务局拜访了一趟。洋浦税务局是当时少有的国地税合并办公的税务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局长张乃斌、副局长汪葛平分别接待了我们。
张局长是湖北人，工作经验丰富，北方人相见有自然的亲切感。汪局长是江苏人，厦门大学毕业，做过大学老师，是专业人士，他看到了我在1999年2月份《涉外税务》发表的一篇文章，谈话中向我证实是不是我写的，大家相互留下很好印象。汪局长现在是海南省税务局副局长。
谈话中我们了解到，此前数年公司与税务局关系紧张。由于公司既不履行申报义务，又不接受税务检查，1996年税务局曾经对时任公司总经理的香港人发出过出境禁令，当时闹得很不愉快。
我们给他们通报了一些集团控股股东变化情况，说明公司已经与原来不同，接受检查、有事协商是我们的工作理念，双方很快商定了检查工作安排。
过了几天，税务检查人员上门，记得有吴宝健、毕伟民等人。在两个星期的检查工作中，他们复印了大量账簿、凭证资料。一开始双方有些拘谨，后来双方沟通、配合多了，很快也变得无话不谈。
有一次吃饭时与吴宝健聊起工作，聊到了中层的苦恼，我这个部门经理与他那个二级局长找到了共同语言，大家都感叹中层不易，下属以为自己有多大权力，实际上却是承担了很多的责任和压力，实权几乎没有，还不如自己原来做主管时自在、舒服。
双方聊开后，知道他们这次的检查目的就是想看看企业有没有少缴企业所得税。正好我之前为了董事会审定地价，已经完成了已售土地的成本、收入结转，我就将相关情况、解决思路、计算底稿等等内容坦陈相告，让他们明白了我的思路和处理原则。
过去几年，公司售出的地块主要是商住用地。如果按土地面积直接分配成本，这些地块分摊的成本金额较小，就会产生利润，需要缴纳所得税。但是，我认为土地开发出售的对象是计容建筑面积，整个开发区的成本分摊对象是可售计容建筑面积。按可售计容建筑面积分摊整个开发区的土地开发成本，这些已售商住地块的容积率高，分摊的成本也高，就不会出现多少利润，加上历年开支费用巨大，企业仍然处于亏损状态，无需纳税，自然也不存在延迟纳税问题。
我的论证严谨，大家关系良好，最终他们认可了公司的账务处理结果，税务检查顺利通过。此后数年，我与洋浦税务局所有人员一直保持着良好工作关系。
离开海南后，洋浦税务局的几个人都还保持着联系。为了吸引税源，洋浦税务局曾经推出过洋浦注册企业退税返还的奖励政策，我给人推荐过这个避税圣地，并介绍朋友与洋浦税务局对接。后来我在不同地方工作，每到一地换一个电话号码，慢慢与洋浦税务局的朋友断了联系。
（未完待续）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