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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在大多数人不同，我们那时候没有幼儿园可上，作为过渡，学校安排了学前班，主要教拼音和数字。学前班只有一名老师，女老师，名叫史会琴，高颧骨厚嘴唇，满脸尖酸刻薄，对小朋友一点儿也不温柔和友好。上了一年级，正课乃是语文和数学。语文老师名叫郭百姓，和我同村同社，只是那会子我还居住在庄边的窑洞里，距离与桥子屲社相邻的郭老师家确实有点远，所以并不是很熟。因此那年的三好学生被他颁给了另一个同学，土生土长在贺朝社，并且住所距离和亲属关系都比我近得多。
谁又能想到，二十三年之后，郭老师早已光荣退休，却成了我麻将桌上的牌友。你瞧！人生这样是这么充满戏剧性。
大家玩得不亦乐乎，有我这个正儿八经的青年人，还有白发苍苍的老年人，彼此虽不属忘年交，倒也其乐融融。麻将桌上勾心斗角，正话反说，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表面上总得一团和气，一切尽在不言中。
二年级数学老师没变，和一年级一样都是吴伟，语文老师却换成了陈三德。我只记得二年级教室在一进学校大门中轴路的左手第一排第一间，还有我的同桌，来自桥子屲社的郭振亚，因病休学，只留下偌大教室里倾斜着的一米阳光中无数微粒在无休止地不规则运动。
我记得那时作业本子封面上郭振亚明明写作郭正雅，而每次走在回家的路队中他总是打听谁家有麻钱，也就是铜板，一毛一毛地收，乐此不疲，从康熙通宝一直到乾隆通宝，再到嘉庆通宝。
那时他就显示出对古代钱币天然保有浓厚的兴趣，最后如愿以偿地考上了河北廊坊一所大学的考古专业，真正走出黄土地，迈向了更为广阔的大舞台。
三年级数学老师换成了郭富德，之前他还做过东郭小学的校长，由于他家住在沟垴，与学校也就不到二里地，因此吃过中午饭返回学校的时候我们经常扯着他的自行车后座问啥时候放种麦假。到五年级毕业前，他一直担任我们的音乐老师，他弹得一手好电子琴，唱起歌来浑厚有力量。从他那里，我们学到了《闪闪的红星》《娃哈哈》《敢问路在何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等影视剧和红色歌曲。
后来他也退休了，等我再次见到时他跟着村里鼎鼎有名的阴阳先生干起了这个营生，后来这个行当又加入了我四、五年级的语文老师杨中奇。当然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东郭小学一直有个传统，就是由语文老师来当班主任。三年级陈三德还是语文老师，也还是班主任，却发生了一件至今想来颇为有趣的事情。
小时候大家最爱做的事情还是游戏，天性极爱贪玩，学校里我们跳方（飞机方和九格方）、打面包（也叫打烟盒、打三角板）、抓羊儿、弹杏核、打沙包、抽陀螺、滚铁环、斗鸡、压摞摞、挤油、折东西南北、扔纸飞机、刻早字、跳绳、翻花花肚兜，等等，可以说花样繁多，应有尽有，读书学习写字算术只是附属品。
那时候香盘有个同学叫张宏刚，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有点儿兔唇，说话漏音，学习成绩不咋的，老是排在末尾，但胜在四肢发达，力大无穷，因此圧摞摞是一把好手。
圧摞摞分为两种，一种是学前班我们玩的那种在地面上的，还有一种就是三年级这种在桌子上的。两张桌子并在一起，把一人抱起扔在上面，使劲按住，其他人争前恐后地助跑然后扑上去，“叠罗汉”般层层加压。
终于有一次课间玩的时候出事了，被班主任陈三德逮了个正着，大家一哄而散，作为“被害人”的我则留在原地。
他站在讲台上问咋回事，我支支吾吾着不肯说实话，最后只能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终于一鼓作气抬起头讪讪地说：“张宏刚揣我牛哩......”
话还没说完所有人就已哄堂大笑，教室里顿时充满快活的空气。听到笑声，我面红耳赤，毕竟这个词不雅，毕竟在座的都算读书人，毕竟课堂上还有女学生。
陈老师被激怒了，要教训我一顿，立马拉下脸来，阴沉着说：“你上来！”
我知道免不了挨打，于是站着不动，一连几次催促我都无动于衷，以不作为来表达自己的无辜和抗争。他走下三尺讲台，顺着二三组之间的巷道来找我，于是我从一组左边往上走；他一看这样连忙转身过第一组这边来，于是我又退回去朝二三组那边走。
教室里立刻又充满快活的空气，无数尘埃颗粒从四面八方升起——有的笑得头埋书，有的笑得岔了气，有的笑得弯了腰，有的笑得直跺脚。
当然最后我仍然没能逃脱“魔掌”，他只是盯着我的面庞认真看了一会儿，命我出去站在门外墙根底下“面壁思过”。
或许他看到了一个十岁少年稚嫩的脸孔，黝黑的瞳仁，倔强的鼻子，单薄的嘴唇，或许他想到了自己艰难的岁月，悲苦的过往，在我身上看到了自己曾经的影子。不到五十岁的他两鬓早已斑驳，背也有点驼了，眼神也有点浑浊，肌肤粗粝，面色蜡黄，两颊却泛着不健康的高原红。手掌宽大，骨节凸出，由于常年吸烟的缘故，中指和食指第一二关节中间微微熏黄。他的个子很高，近一米八，但一直枯瘦如柴——那时确确实实是一个老头子，仿佛背负着什么。
后来他又陷入了“卖笔门”事件。
三年级第二学期，一位卖笔的生意人找上了他，请求他帮忙推销自己代理的自动铅笔。利用自己代课老师兼班主任的身份，这款还算好用的自动铅笔雨后春笋般在东郭小学悄悄露头了，很快就蔚然成风，从星星点点变为烈火燎原之势。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这个世界上让人恐惧的从来不是事物，而是背后的人心。大约他“风光”起来了，别人以为他“赚”得盆满钵满，于是各种流言蜚语层出不穷，小道消息满天飞，有人说他妻离子散，有人说他患了失心疯，有人说校长为此还找他谈过话。最后这事不了了之，随着岁月风雨逐年冲刷，也就烟消云散了。
多年后我还留着他曾代人售卖的自动铅笔，但我早已升到了中学。当年那场风波沸沸扬扬，实际上只不过是其他教师“眼红”而已，悄悄在校长那里拨了火。他们只是没有搭上这条贼船，正如《红楼梦》所写的大观园里贾宝玉眼中“鱼眼睛”的婆子对小丫头说的那样：你那老子娘在那边管家爷们跟前比我们还会溜呢。什么“清水下杂面你吃我也见的事”......
一支自动铅笔，才卖一块二毛钱，又能发多大的财？
在我眼里，教师从来就只是一份职业，从属性上说与其他行业并无多大区别。长这么大，教师坑蒙拐骗，贪污受贿，聚众赌博，鸡鸣狗盗的事情做得多了去了，与常人无异。
当然，他也有动情的时候，比如曾经让香盘的女同学为他撅苜蓿。穿着中山装，上衣左边口袋上插着钢笔，站在讲台上，双眼漠视前方，他陷入了深深的深思，过了老半天才说：“你们懂什么啊，六十年代，这东西救了我的命。”
上世纪九十年代，虽然大家还是贫穷，但总不至于还饿着肚子，但我知道他小时候肯定靠着这种野生植物才得以活命。
我所知道的是苜蓿用来给牛吃，只是在春末夏初苜蓿生长最为茂盛之时还会被用来当做绿叶菜下在煮面锅里，绿意油油，霎是可爱。
上了初中，再也没有见过他。大约十年前，在邵寨街道还看见他推着自行车踽踽独行。千百人中我一眼就瞅见他了，还是那么孤独，只是白头发更多了，身体更佝偻了，然而还是蜡黄的面色，不健康的高原红的两颊。
印象中，他的妻子和儿女一次也没来过学校进行看望。
听说他是白崖人。
只是不知道他还在世吗？
2022年9月13日写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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